中国当代文学史
绪 论
一、当代文学的分期
以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为标志，形成不同阶段的文学特点
第一阶段：1949年—1966年
史称“十七年文学”。延续延安文艺和解放区文艺的方针和政策。
实用理性和狂热的政治激情奇妙结合，英雄主义情绪高度发扬，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普遍应用。自觉强调文学创作的政治目的性和政治狂热性。五四传统依旧存在，形成潜在的对抗。
第二阶段：1966年—1976年
史称“文革文学”。虽然和十七年文学有相似的地方，但在性质上有明显的区别。“阴谋文化”的渗透，对十七年文学的彻底否定使文革文学呈现出“文化专制”“极端政治化”的特征。
第三阶段：1976年—1989年
史称“新时期文学”。特征：思想解放，恢复了五四文学传统。伤痕→反思→改革→先锋派→寻根→新写实→市井小说。人性、人道主题。知青文学、朦胧诗等。个人文学话语的初步确立。
第四阶段：90年代至今。
市场经济的文化背景，宏大叙事向个人化叙事的转变。主旋律、消费型、纯文学三分天下。
二、当代文学总方向的变化
1942年5月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两次讲话，这就是对后来的中国文学产生了广泛深远影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分引言和结论两部分，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文艺工作方针等问题，中心内容是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怎样服务的问题。
在40多年的时间里，当代文学的总方向在提法上发生过一些变化。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确定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的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为全国文艺运动的总方向，即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宣布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为适应新形势与新任务的要求，1962年5月23日《人民日报》以社论的方式，明确提出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正确口号。此后不久，林彪、江青等却把它诬为“修正主义文艺纲领”而诛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认真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为补救“文艺为政治服务”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缺陷，第四次文代会结束不久，《人民日报》在1980年1月26日的社论中，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口号。这个新的提法标志着党对文艺方针的重大调整，更完整地反映了社会主义时代对文艺的历史要求，更符合文艺规律。
三、“十七年文学”作家队伍的构成
第一类：延安文艺时期成长起来的体制作家。如郭小川、贺敬之、杨朔等，成为新时代的歌唱者，其中包括以讲话为创作指令的作家，形成左翼阵营。
第二类：左翼阵营中的民主人士。多在国统区，具有自己的文学观、世界观。觉得自己必然是革命文化阵营的中坚力量，不曾设想自己也是革命对象，如胡风。
第三类：游离在政治斗争之外，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作家。他们的理想追求带有和政治环境不和谐的因素，文艺观带有民主、自由、独立以及人性化的倾向，如老舍、陈翔鹤。
第四类：在历史上曾和左翼阵营发生过冲突，或者不同程度上存在隔阂的作家。这些作家在政治上带有自由主义、个性主义倾向，与新政权曾经是被否定批判的关系。在新政权的文化环境下，他们处于边缘的、被遗忘的状态。但他们对文学的热爱使其在主流之外，潜在地书写自己的心声，如沈从文、无名氏。
第五类：五四以及二三十年代以后影响文坛的作家与左翼阵营中有影响的作家。这些作家的声望是在三十年代以后或者五四以后确立的，但总体上艺术创作的质量已经失去了生命力。在整个十七年乃至文革阶段，他们或者偃旗息鼓或者从事理论批评，或者作品质量随文化环境的变动而变动，具有明显的政治功利特征，如郭沫若、巴金、曹禺、赵树理、叶圣陶、冯至、臧克家、茅盾、艾青、丁玲、夏衍、沙汀、田间、何其芳。这种现象常常被称呼为曹禺现象、何其芳现象、赵树理现象。
1949～1976文学思潮
第一节 50年代、60年代文学运动与文学思潮
一、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明确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和途径,提出国内的矛盾将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政治上与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在思想文化战线揭开序幕。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表达了毛泽东对历史、对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立场：其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其二，文艺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其三，清除资产阶级残余与改造小资产阶级思想构成文艺界的长期任务。由此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运动拉开序幕，这是从一场文艺论争演变为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群众性批判运动。
二、对《红楼梦》研究中主观唯心论的批判
俞平伯是继胡适之后的“新红学派”的代表人物，20年代出版了《红楼梦辨》，对《红楼梦》及其作者、小说的艺术成就做出了独到的研究。1954年俞平伯又发表《红楼梦简论》。“新红学派”的研究方法，有繁琐考证的偏颇。1954年，李希凡、蓝翎在《文史哲》月刊发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在文艺界引起强烈反响，并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这样，在全国范围内，又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主观唯心论的文艺运动和文艺思想斗争。期间引发了接踵而至的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运动。
三、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
1954年7月，胡风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送了一份30万字的长篇报告，就文艺问题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195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共中央提交《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要求在批判俞平伯和胡适的同时，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公开批判。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开始刊登“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泽东写了编者按语，断言胡风等人是“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
5月18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胡风被捕入狱。并在全国各地逮捕路翎、牛汉等92人。
6月份开始，全国展开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使2100余人受到牵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胡风本人于1965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969年又加判为无期徒刑，从而造成一起重大冤假错案。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胡风等人恢复了名誉。胡风1979年获释，此后，曾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国作协顾问等。1985年6月8日病逝于北京。
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
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
但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后，“双百方针”的贯彻受到了干扰和损害，60年代初中共中央开始纠正这一错误，但1964年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这一方针又受到了严重的破坏。8年样板戏几乎独占了中国所有的艺术舞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研究也几乎停止。
五、文艺界的反右斗争
文艺界的反右斗争是人为的政治上的“反右派”斗争引起的,1957年6月6日中国作协党组召开扩大全议对丁玲,陈企霞,冯雪峰展开批判,揭开了文艺界反右斗争的序幕,随后整个文艺界展开了反右派斗争,这场运动伤害了一大批文艺工作者,严重破坏了艺术生产力,严重干扰了“双百”方针的贯彻。
1958年6月，著名作家丁玲戴上了“丁、陈反党集团”和“丁玲、冯雪峰右派集团头目”两顶大帽子。“丁陈集团”是1955年的事，她受到残酷斗争，后来不了了之。谁料1957年旧账新算，《人民日报》以显赫的题目报道：《文艺界反右斗争的重大进展，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不久，又将她作为“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的又一主要成员，进行批判斗争，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六、文艺政策的调整
1960年冬，中央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文艺界也开始实行文艺政策的调整，甄别平反曾经受到错误批判的作家作品等。这些举措在文艺界产生了较强烈的反响，局部地调动了一些作家、艺术家的积极性。
七、“左”倾思潮的升级给文学事业造成的新损失
1962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向全党全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强调要狠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刘志丹》、《红河激浪》、《李慧娘》、《北国江南》、《早春二月》、《不夜城》、《林家铺子》、《舞台姐妹》、《谢瑶环》、《海瑞罢官》等作品和相关创作人员受到批判，引发了多起株连甚广的冤案。“左”倾思潮越演越烈火，严重摧残了文艺事业，直接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八、新中国成立后前期十七年（1949～1966）文学成就概述
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标志着新中国新文学开始进入当代文学的新阶段。会议明确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通过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十七年的小说创作，长、短篇均有可观的数量和较高的质量。长篇小说尤以写革命历史题材的佳作较多，如《红旗谱》、《红日》、《红岩》、《保卫延安》等。短篇小说创作的题材和风格日趋多样化，其中，茹志鹃、峻青、王愿坚、马烽、王蒙等人的创作成就更为突出。
十七年的诗歌创作成就主要体现在政治抒情诗、长篇叙事诗以及具有民歌味的爱情诗创作等方面。主要诗人有郭小川、贺敬之、李季、闻捷等。
散文创作在本时期出现了繁荣昌盛的局面。杨朔、秦牧、刘白羽等散文家已各自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
戏剧创作也较繁荣。老舍的《龙须沟》、《茶馆》、郭沫若的《蔡文姬》、田汉的《关汉卿》、曹禺等的《胆剑篇》等均有独特贡献。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十年文艺思潮
一、“文化大革命”概述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此间，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文艺事业都遭到了巨大的破坏。江青、康生等在60年代初期策划批判了一些代表作家的作品与文艺观点，抓了所谓的“个别问题”。1966年初形成并在同年4月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以中共中央名义批发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把一场文学灾难上升为政治灾难，成千上万人受到牵连。
“文革”期间，江青等在全盘否定十七年文学的同时，还攫取了《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等戏曲改革成果，封为“革命样板戏”。他们还以总结创作经验为名，提出了“根本任务论”、“三突出”创作原则（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等理论。文艺界变成了专制主义的一统天下。
二、“文革”期间的文学成果
除8个样板戏外，“文革”期间有两类文学值得关注：第一类是不愿完全遵从政治之命的文学，如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部）、李心田的《闪闪的红星》等；第二类是主要通过手抄本形式流传开来的地下文学，如张扬的《第二次握手》等。
杨健著：《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年。
50年代、60年代小说
第一节 50年代、60年代小说概述
50年代、60年代小说以革命现实主义为主潮，在历史和现实两类题材方面有一些收获。
一、历史题材小说
以反映民主革命为主，描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各个历史阶段。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和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是四部反映解放战争的长篇小说；短篇有峻青《黎明的河边》、茹志娟《百合花》等，也取材于解放战争。
其他代表性的作家作品：知侠《铁道游击队》、冯志《敌后武工队》、杨沫《青春之歌》、梁斌《红旗谱》，孙犁《山地回忆》、王愿坚《党费》、《七根火柴》。
此外还有反映抗美援朝生活的作品，路翎《洼地上的“战役”》等。
古代题材方面有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等。
二、现实题材小说
1.反映农村生活最多。从土改到农业全作化，从大跃进、人民公社到党对农村政策的调整，都在小说中得到充分表现。
代表作家作品有：赵树理《锻炼锻炼》、《三里湾》，李准《不能走那条路》，周立波《山乡巨变》，柳青《创业史》。
2.正视现实矛盾，揭露阴暗面
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
3.表现人情、人性
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宗璞《红豆》等。
50年代、60年代小说的不足，主要在于简单、机械地理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把文艺为社会服务的功能，等同于直接服务于政治。所以，总体成就不是很高。
三、举例：《林海雪原》分析
“革命通俗小说”盛行于1950年代中期前后，主要有《铁道游击队》（知侠，1954年）、《林海雪原》（曲波，1957年）、《野火春风斗古城》（李英儒，1958年）、《敌后武工队》（冯志，1958年）、《烈火金刚》（刘流，1958年）等。
用传统手法表现“革命”主题，语言通俗，情节惊险曲折，故事性强。新文学运动中受批判的传统通俗小说，在新时代纷纷穿上“革命”的外衣登场。
《林海雪原》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作品。
（一）“英雄”的“传奇”
1.背景：
在中国传统通俗小说（如《水浒传》、《三国演义》、《说岳全传》等）中，报恩与复仇是表达得最为集中的伦理观念。在中国这样的血缘宗法制社会里，报恩复仇的观念通过小说和戏曲的不断传播，已内化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即使新派武侠小说中的争斗，大部分理由是为报家族门派之仇，孝道为其提供道义支持。
2.伦理意义上的复仇主题
《林海雪原》类似侠义公案小说，在忠奸、善恶、正邪等道德冲突上确立政治原则。作品一开始就将“剿匪”的政治任务与个人“复仇”的自身伦理要求并置起来，“剿匪”也是“复仇”。作为叙事起点，此后陆续出场的所有正面人物几乎都有亲人被杀害的痛苦经历，为亲人复仇成为他们最内在的要求，也成为小说叙事的动力和方向。
3.人物刻画的类型特征
“英雄传奇”的重心是对英雄人物的刻画，一类是张飞、武松式的粗豪英雄，一类是诸葛亮式的儒将。粗豪英雄敬奉儒将若神明。少剑波“个人英雄主义”得到渲染：智慧惊人、果断坚决、运筹帷幄和神机妙算；与“党的领导”、“集体智慧”和“人民群众的力量”形成对立。
（二）英雄也有“儿女情”
1.背景：
明清之前中国小说中男性侠客的共同特征是无“情”无“性”。明朝末年掀起了一个以“才子佳人小说”为代表的写“情”文学的高潮：“莽汉”变“书生”，英雄成风流公子。
清代以后，产生了调和“英雄”“儿女”、统一“侠”“情”关系的“侠情小说”，如《好逑传》、《儿女英雄传》。自此，武侠与言情的合流成为通俗文学的方向。“刚柔并济”、“侠骨柔肠”、“剑胆琴心”的“双面英雄”成为新派武侠主角。
2.“书生”气质
《林海雪原》中的少剑波，“儒将”的另一面是文人气的软弱与感伤，这体现在对姐姐无限深情的怀念中。此时，是“雌化”的男人。
3.英雄美人模式
少剑波与女护士白茹。年轻、纯洁、美丽的白茹，使剿匪行动多了浪漫而温柔的诗意。二者实际上是郎才女貌、才子佳人的翻版。
万马军中一小丫，
颜似露润月季花。
体灵比鸟鸟亦笨，
歌声赛琴琴声哑。
双目神动似能语，
垂髫散涌瀑布发。
她是万绿丛中一点红，
她是晨曦仙女散彩霞。
……
这类似才子佳人小说中的“香艳诗”。
少剑波冒着越下越大的雪朵，走来这里，一进门，看见白茹正在酣睡，屋子暖暖的，白茹的脸是那样地红，闭阖着的眼缝下，睫毛显得格外长。两手抱着剑波的皮包，深怕被人拿去似的。她自己的药包搁在脸旁的滑雪具上，枕着座山雕老婆子的一个大枕头，上面蒙着她自己的白毛巾。头上的红色绒线衬帽已离开了她那散乱的头发，只有两条长长兼作小围巾的帽扇挂在她的脖子上。她那美丽的脸腮更加润细，偶尔吮一吮红红的小嘴唇，腮上的酒窝微动中更加美丽。她在睡中也是满面笑容，她睡得是那样的幸福和安静。两只净白如棉的细嫩的小脚伸在炕沿上。
少剑波的心忽地一热，马上退了出来，脑子里的思欲顿时被这个美丽的小女兵所占领。
少剑波偷窥白茹睡觉的场景，带有传统小说中特有的世俗气息。这一“穆尔维式凝视”，是常现于中国通俗小说中的场景，是男性主人公、作者与读者共同欲望的表达。
女英雄还是装饰品？
（三）妖魔化的反面形象
《林海雪原》采用“神魔小说”的策略，把正邪对立转化为神与魔的对立。“剿匪”体现的是共产党与国民党两种政治力量之间的较量，却被转述为纯粹的道德冲突，成为“神化”的解放军战士与“妖魔化”的国民党土匪之间的“神魔”较量。有游戏的心态。
1.野兽化反面人物的肖像
许大马棒、座山雕、蝴蝶迷等。
2.以“万恶淫为首”的道德等级制兽化反面人物
蝴蝶迷的出身、淫荡的行为等。
3.反面形象极端化
死亡的描写也散发不同的道德气息。受《水浒传》影响。
（四）旧形式与新内容
旧的叙事形式削弱了新的内容的表达。“要将这新的现实装进旧瓶里去，一装进去就炸了。”（老舍）“旧形式在尽量地限制着、改造着和压杀着新的内容。”（冯雪峰）
《林海雪原》以传统通俗小说的“英雄”、“儿女”、“鬼神”等文学元素，造成了对严肃的革命的“嬉戏玩弄”。
第二节 柳青 梁斌 杨沫
一、梁斌的《红旗谱》
《红旗谱》与《青春之歌》代表的“成长小说”，是对以情节为中心的“革命通俗小说”的取代。后者中的人物性格是不变的，变化的只是事件与人物的遭遇。“主人公性格静止不变，他们是抽象的理想人物”，这是中国传统小说人物类型的共同特点。
《红旗谱》和《青春之歌》改变了传统小说的写作模式，开始以主人公的“成长”作为小说的基本线索，以此反映出一种历史主体的生长过程。即“人在历史中成长”（巴赫金语）。
《红旗谱》标志着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
（一）小说主题
描写“中国农民的成长史”的《红旗谱》，旨在揭示“中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个人复仇到为阶级献身，由自发革命走向自觉革命的斗争历程。
（二）朱老忠的形象
《红旗谱》中的三代农民代表着三个不同的时代：朱老巩——旧式农民的自发反抗；朱老忠——成长中的农民群体：从个人反抗到自觉革命，从家族反抗到阶级斗争；大贵、运涛等——觉醒的农民。
在传统的家族纷争（朱、严两家与冯家）的框架内，正邪形成对立。朱老忠的“成长”依然源于子报父仇。个人复仇是他“成长”的动因。
1.回乡一年多，他力图以“一文一武”和寻找“靠山”来复仇。此时还未形成真正的阶级意识。
2.在贾湘农和运涛等的指引下，逐渐体味到“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抽象意义，完成了民族国家意识和阶级意识的启蒙。“反割头税斗争”。
3.在“家族复仇”主题向“阶级斗争”主题的转换过程中，朱老忠将具体可感的个人仇恨置换为高度抽象的“阶级仇恨”，其形象象征着中国农民经历的艰难的现代化转型。
在“中国现代史”的背景上，“朱老忠一代”承先启后，由传统农民转换为现代农民。朱老忠的价值在于和传统农民英雄的区别。
二、杨沫的《青春之歌》
清晨，一列从北平向东开行的平沈通车，正驰行在广阔、碧绿的原野上。茂密的庄稼，明亮的小河，黄色的泥屋，矗立的电杆……全闪电似的在凭倚车窗的乘客眼前闪了过去。
乘客们吸足了新鲜空气，看车外看得腻烦了，一个个都慢慢回过头来，有的打着呵欠，有的搜寻着车上的新奇事物。不久人们的视线都集中到一个小小的行李卷上，那上面插着用漂亮的白绸子包起来的南胡、箫、笛，旁边还放着整洁的琵琶、月琴、竹笙，……这是贩卖乐器的吗，旅客们注意起这行李的主人来。不是商人，却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学生，寂寞地守着这些幽雅的玩艺儿。这女学生穿着白洋布短旗袍、白线袜、白运动鞋，手里捏着一条素白的手绢，——浑身上下全是白色。她没有同伴，只一个人坐在车厢一角的硬木位子上，动也不动地凝望着车厢外边。她的脸略显苍白，两只大眼睛又黑又亮。这个朴素、孤单的美丽少女，立刻引起了车上旅客们的注意，尤其男子们开始了交头接耳的议论。可是女学生却像什么人也没看见，什么也不觉得，她长久地沉入在一种麻木状态的冥想中。
《青春之歌》写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成长史”。美丽纯洁的女学生林道静，此后就成为她成长道路上很多男性的欲望对象，在拒绝、逃避、犹疑和追求的艰难成长中，经过三次铭心刻骨的恋爱，最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者。从而揭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有在党的领导下，经过追求、痛苦、改造和考验，献身于人民的事业，才有真正的生存和出路，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一）林道静的形象
毛泽东在1939年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明确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性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小资产阶级，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他们才能得到解放。
林道静是一个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展的“典型人物”。
1.地主与佃农的女儿（双重身份）是林道静成长的依据和起点。背叛旧家庭、旧道德，孤身离家。
2.成长的第一阶段：与余永泽相爱
北大学生余永泽用个人主义、爱情至上、自我价值实现等19世纪人道主义人生观念征服了林道静。五四时代的启蒙主义话语，唤醒了林道静身上的成长意识。
半天，余永泽灵机一动，突然转了话题：“你喜欢文学？读过不少书吧？”
“喜欢。读的不多。——还没问你：你在北大读哪一系？”
“国文系。咱们喜欢的是一样。”
于是找到了很好的谈话题目，余永泽不慌不忙地谈起了文学艺术，谈起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谈起雨果的《悲惨世界》，谈起小仲马的《茶花女》和海涅、拜伦的诗；中国的作家谈起曹雪芹、杜甫和鲁迅……他似乎知道得很多，记得也很熟。林道静睁大眼睛注意地听着从他嘴里慢慢流出的美丽动人的词句，和那些富有浪漫气息的人物和故事。渐渐，她被感动了，脸上不觉流露出欢欣的神色。说到最后，他把话题一转，又转到了林道静的身上：“林，你一定读过易卜生的《娜拉》；冯沅君写过一本《隔绝》你读过没有？这些作品的主题全是反抗传统的道德，提倡女性的独立的。可是我觉得你比她们还更勇敢、更坚决。你才十八岁是不是？林，你真是有前途的、了不得的人。……”他那薄薄的嘴唇，不慌不忙地滔滔说着，简直使得林道静像着迷似的听下来了。
上弦的月亮已经弯在天边，除了海浪拍打着岩石的声音，海边早已悄无人声，可是这两个年轻人还一同在海边的沙滩上徘徊着、谈说着。林道静的心里渐渐充满了一种青春的喜悦，一种绝处逢生的欣幸。对余永泽除了有着感恩、知己的激情，还加上了志同道合的钦佩。短短的一天时间，她简直把他看作理想中的英雄人物了。
在这一阶段，林道静是追求个性解放、反叛旧式家庭、谋求恋爱自由与婚姻自主的“五四”新青年形象。
3.成长的第二阶段：被卢嘉川吸引
卢嘉川使林道静感到了政治上的无知。在全新的革命话语面前，余永泽身上所体现的“五四”文化精神的部分内容正在贬值和消失。林的态度，表示对“五四”精神的反思和批判。
4.成长的第三阶段：江华使英雄成熟
5.余永泽、卢嘉川、江华都是北大学生。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北大产生了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以北大为小说背景，具有象征性。三人分别代表着中国知识分子不同的历史选择。
（二）言情小说：从情爱角度来解读
余永泽、卢嘉川、江华三人行为的背后，都隐藏着性的欲求。
余永泽、卢嘉川二人，如同情敌。“小资”的余永泽显然不是后者的对手。卢嘉川具有传统小说中的“英雄”性质。
沉着、老练的江华故技重施。
一个女人与三个男人的故事。
（三）“政治”与“性”的结合
男性主人公以林道静为性对象，手法惊人地一致：从政治到性，“政治”是手段，“性”是最终目的。
而同时，个体的林道静是整体性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象征，她经历了“成长”的三个阶段：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余永泽）、理论马克思主义（卢嘉川）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江华）。
在中国现代史上，以上三种话语之间的矛盾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思想冲突，斗争的结果是知识分子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所以江华得到了林道静。
《青春之歌》在《我们夫妇之间》后，再一次以知识分子为题材，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为在当时的革命历史叙事中，知识分子几乎成了边缘人。《青春之歌》很好地印证了中国知识分子在20世纪的“成长”道路，这是一条必须如此的“成长之路”。
后来的《芳菲之歌》、《英华之歌》没有什么反响。
三、柳青的《创业史》
《创业史》（第一部）1960年5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以后在多次重版中对初版本进行了修改。1978年6月和1979年6月中青社出版了第二部的上卷和下卷。
（一）20世纪中国文学中农民形象的整体变化
1.新文学视野中的农民：
在落后、野蛮、封闭、沉闷的乡村文化背景下，表现农民的原始、愚昧、麻木、冷漠。如鲁迅笔下先觉者（启蒙者）与整体社会、与庸众的对立。农民的精神心态被表现为病态。
2.解放区作家视野中的农民：
30—40年代，在李季、周立波、丁玲以及鲁艺艺术家的笔下，鲁迅式的原始、愚昧、麻木、冷漠的农民变为快乐、开放、进取 新农民。明朗、幸福的乡村景象在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里进一步展开。如赵树理的《三里湾》（1955）、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正篇1958、续篇1960）、柳情的《创业史》（第一部）（1960）、浩然的《艳阳天》（第一卷1964，第二卷、第三卷1966）、《金光大道》（第一部1972、第二部1974）等。
（二）《创业史》的时代背景
社会主义被定为经济发展的唯一合理的方式，并被表述为穷人的梦想和宗教，使一种政治理想变为道德理想。
梁三老汉这个人物，象征性地表达土地改革与农村合作化运动，是20世纪中国农村现代化变革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两次事件。
1.土地改革剥夺地主的土地，以“耕者有其田”的原则满足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一定意义上，是对传统伦理的回归，也是对私有制的回归，由此获得了绝大多数农民的衷心爱戴和支持，幸福的翻身农民成为经典土改小说里的主人公。
2.合作化运动及随后的人民公社是不同于土地改革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以几千年的私有制为对象的现代性革命。在此过程中，农民由土地改革中的主体变为革命对象。这既是中国共产党对农民的改造，也是中国农民的自我革命、自我改造和自我超越。
3.《创业史》要通过1953年前后西北终南山麓下堡乡第五村（蛤蟆滩）的社会主义改造，回答“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
了处于“土地改革”与“农村集体化运动”之间的中国农民的精神风貌。
（三）旧农民形象
1.资本主义发家致富道路的代表：
“三大能人”——阴险、贪婪、好色的富农姚士杰，狡猾、自私、精明的富裕中农郭世富、“最势利眼”、老谋深算、骄横强悍的新中农郭振山。
道德败坏程度与财富的数量、政治成分的高低成正比。
2.梁三老汉：
是传统意义上中国农民的典型代表。
他勤劳、淳朴，有着在几千年的私有制中形成的生活和伦理观念，希望通过在自己的土地辛勤劳动，过上幸福安康、老幼同堂的生活，充满对富裕的崇尚和敬慕。
是合作化运动的真正阻力。因为社会主义改造的目标，不是要消灭富农和中农，而是要彻底铲除私有制的土壤。
3.高增福
是梁生宝“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坚定支持者。心中有着挥之不去的“土改情结”，仇富心理重。
（四）新农民形象：梁生宝
1.具有天然的新农民本质。
“无父”的孤儿，“养子”使梁三老汉对他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党是他新的父亲。无父→代父→寻父→认父，使农民英雄能彻底摆脱与传统农民的血缘关系。社会主义是与生俱来的信仰。这成为文革文学中的模式之一。
2.对私有制有本能的仇恨。
3.体现时代精神的农民英雄。
继承了老一代农民忠诚厚道、勤劳简朴、坚忍不拔的传统美德，更有目光远大、朝气蓬勃、聪明能干、诚信自律、克己奉公、富于牺牲精神的时代品格。喻示着历尽艰辛的中国农民终于具有了自己的时代本质。
如与徐改霞的感情，爱情服从于事业。
最后发展成为“高大泉”式的人物。
（五）《创业史》的理想
1961—1964年，严家炎发表《关于梁生宝形象》等四篇论文，指出梁生宝的形象是概念化、理想化的，成功的形象是梁三老汉。
1.柳青想通过梁生宝的形象，创造出中国农民新的本质，创造出社会主义的新农民形象。
2.生活原型：特写《皇甫村的三年》中的王家斌，有着与梁生宝相似的经历。但作者注入了新的理想内容，屏弃了原型的弱点。
社会主义理想成为遥远的记忆，梁生宝作为注定失败的悲剧英雄变为历史。1988年“重写文学史”活动中，梁生宝成为公式化、概念化的虚假人物，，梁三老汉被视为唯一真实的农民形象。（教材P23）《创业史》导致了“人物服务主题、事件演绎主题、主题证明政治理论的怪诞模式”。（宋炳辉《“柳青现象”的启示》，《上海文论》1988年4期）
第三节 李准 茹志娟
一、李准（1928—2000）
李准50年代的小说创作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1953年
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揭示了农村土地改革后开始出现的贫富分化问题，表现出很强的现实敏感性，也初步显示出李准生活气息强、生活基础扎实的创作特点。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一举成名。
（二）第二阶段：1956至1957年 “双百方针”期间
敏锐地抓住现实农村工作中的问题，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和批评。《芦花放白的时候》揭示了一个从农村到城市工作的党员干部喜新厌旧的道德问题，《灰色的帆蓬》则揭露了农村基层党组织中存在的弄虚作假问题。它们都表现出很强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是这时期出现的“干预生活”作品中的优秀之作。
1957年初的《冬天的故事》写一个名叫陈进才的农业社干部的一段工作经历，他为了帮助农民富起来，努力想方设法抓副业，四处奔波，却得不到农民们的理解，最后无奈地失败。作品揭示和批评了农业社工作中出现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并含蓄地表示出“教育农民”的问题。 不久，李准的这些作品受到严厉的政治批判。
（三）第三阶段：“大跃进”运动以后
反“右”运动的政治打击，给李准的创作带来很大影响。此后相当长时期内，着力于歌颂生活中的光明面，歌颂新时代和新英雄人物，艺术笔调也由犀利的揭露和讽刺转为欢快和幽默。主要作品有《李双双小传》、《耕云记》、《两匹瘦马》等。《李双双小传》被改编成电影，社会影响很大。
这一阶段作品主要是迎合现实，粉饰太平，艺术上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程式化缺陷。《李双双小传》，立足于对“大跃进”的歌颂，表现的生活事实上很肤浅。《耕云记》更具有鲜明的“大跃进”激进和浮夸的特点。
（四）“文革”后
李准以建国前河南黄河决堤事件为素材，创作了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在艺术上有新的突破，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
二、茹志娟（1925—1998）
（一）作品可分为三类：
1.第一类是《如意》（何大妈）、《静静的产院》（谭婶婶）、《春暖花开》为代表的表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作品，注重在对人物心理的探究中勾划人物的性格特征并触及他们的精神历史。是作者最好的作品。
2.第二类是以《百合花》、《高高的白扬树》为代表、抒情性较强的作品。《百合花》是作者的成名作，茅盾曾说：“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这类作品并不是空洞地煽情，而是通过细节的巧妙设置来抒发细腻的情感。
3.第一类是以《关大妈》、《三走严家庄》为代表、反映革命斗争题材的作品。
（二）创作特点（P32）
第四节 《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等
50年代、60年代，小说不能写小资产阶级的情感、趣味。1950年、1951年部分小说受批判。
1956年5月，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到1957年6月反右开始，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使作家的自我意识得以复苏，“五四”时期弘扬的人道主义思想有所抬头，出现了一批注重人性开掘和形式探索的短篇小说，被称作“百花文学”。有两种类型：
一、干预生活，揭示“阴暗面”，塑造较为复杂人物形象
（一）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风格受到前苏联中篇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的影响，青春的激情夹杂着淡淡的忧伤。
林震的形象（P34）
王蒙在反对官僚主义这一主题下，也写出了一支青春之歌。
（二）李国文的《改选》是一则有着“阴冷的结局”的黑色幽默：主人公老郝是一心为大家办实事、在工人中极有人缘的工会主席，后死在选举现场。
使老郝走向毁灭的是那些干部们人性中恶的一面以及老郝过于宽厚的性格。老郝是一个老好人，可他始终缺少和那些官僚干部斗争的觉悟，他的一味忍让恰恰助长了恶的生长。他差点成为能代表群众利益、和官僚主义者对抗的英雄，他的死造成了英雄的“缺席”。老郝是一个悲剧人物，他个人的悲剧更凸现了主题的沉重。
二、冲破禁区，展示爱情的复杂性
（一）《小巷深处》写的是一名从良妓女对爱情的向往及她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复杂的内心世界。小说细腻描绘了徐文霞内心感情的波澜，并流露出对这样一位女子的同情。
（二）《红豆》中江攻和齐虹最终分手的原因，更主要的是由于江攻不愿丢失内心深处的“自我”，可齐虹过于强烈的占有欲妨碍了江玫保持其独立的人格。故事虽在革命斗争的背景下展开，但突破了政治身份决定爱情走向的套路，而就爱情本身作了形而上的思考。
（三）《美丽》涉笔婚外情。小说中未婚女子季玉洁的爱情悲剧，显示出政治环境对人性的压抑。情感这一本是个人的隐私，却不得不暴露在党组织严密的监控之下。季玉洁的悲剧表达了作者对个人空间全面丧失的愤慨。
（四）邓友梅《在悬崖上》注重形式探索，运用了双重视角。作品中除了主人公（“我”）外还有一个听者。“我”讲述的是自己浪子回头的情感经历，听者在暗自评判着这段婚外情，提出自己的疑问。“我”的叙述是一个空白，造成了文本的裂缝，而听者（或者说是作者）对他们未来的幸福显然是不信任的。作者穿过文本的缝隙透露了他对人物命运的思考：“我”在外界环境的一次次挤压下逐渐丧失了自我，“被脚下的石头绊了一下，我清醒了过来，看到前边已是机关的大门了。看到这个大门，我更加清楚的明白了今天发生的一切。”“大门”’这一隐喻性修辞诉说了“我”对被关在了集体大门外的恐慌。
50年代、60年代诗歌
第一节 50年代、60年代新诗概述
一、诗人构成
（一）1949年前已经成名的诗人，经过淘汰、选择和诗人自身的调整，陆续发表了新作。
1.“五四”时期的第一代诗人：
郭沫若、冯至、冰心、汪静之、俞平伯、冯雪峰
2. 30年代成名的第二代诗人：
饶孟侃、孙大雨、陈梦家、卞之琳、李广田、何其芳、艾青、臧克家、梁宗岱、孙毓堂、吴兴华、林庚、徐迟、王亚平这些
3. 40年代成名的第三代诗人：
（1）抗战以后形成的“七月派”诗人
（2）“西南联大”诗人群
（3）《中国新诗》诗人群（九叶诗人）
（4）力扬、袁水拍、吕剑、方敬、李季、闻捷、阮章竞、张志民、柯仲平、严辰、公木、魏巍、沙鸥、方冰、蔡其矫、贺敬之、郭小川等。
投
卞之琳
独自在山坡上
小孩儿 我见你
一边走 一边想
都厌了 随地
拣一块小石头
向山谷一投
说不定 有人
小孩儿 曾把你
（也不爱也不憎）
好玩地拣起
象一块石头
向尘世一投
（二）新中国成立后走上诗坛的青年诗人，如李瑛、雁翼、顾工、公刘、白桦、梁上泉、张永枚、周良沛、高平、流沙河、孙静轩等，其中有的加人了军队，其创作显示了与前述诗人不同的特点。
二、新诗创作的发展变化、主要成就及问题
（一）内容和主题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
“五四”以来的新诗以暴露社会黑暗、抨击反动统治、同情人民疾苦、鼓舞人民斗争为基本内容和主题，面对新生活，诗人们迅速调整创作视角，异口同声地唱起了颂歌——歌颂新中国、歌颂党、歌颂领袖、歌颂伟大的胜利和刚刚开始的新生活，成为诗歌创作的主旋律。大量颂歌涌现，成为共和国诗坛上第一个澎湃的诗潮。
如郭沫若的《新华颂》、胡风的《时间开始了》、艾青的《国旗》、《我想念我的祖国》、何其芳的《我们最伟大的日子》等。
1.1950年后，歌颂志愿军英雄
如未央的《祖国，我回来了》。
2.1953年后，“建设之歌”和“新生活的赞歌
如李季的《玉门诗抄》、闻捷的《天山牧歌》等。
3.50年代中期，政治抒情诗
如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贺敬之的《放声歌唱》等。
4.1956年，诗歌创作的题材扩大。
出现了讴歌爱情、友谊、山川景物和表现国际题材的诗。如流沙河的《草木篇》、公刘的《禽兽篇》，公木的《据说，开会就是工作，工作就是开会》等。
5.1958年，大跃进民歌与长篇叙事诗。如闻捷的《复仇的火焰》、郭小川的《将军三部曲》、李季的《杨高传》等。
6.60年代，将诗与政治时事紧密结合，偏重于革命的壮志豪情的抒写和斗争精神的表现。由于其鲜明的政治性，他们的作品被称为政治抒情诗。如《雷锋之歌》（1963）。
（二）存在的问题
1.流派的贫乏和风格的单一。“颂歌”与图解政策和流行的政治口号。
2.诗歌体式的畸形化。
3.诗美内涵的贫乏单一。
艺术情感的贫乏和艺术个性的丧失导致审美意象的单一。太阳、红旗、战鼓、井冈山、天安门、延安等庄严神圣的意象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甚至是惟一的审美意象。
三、“大跃进民歌”（“新民歌运动”）
（一）来源
1958年2月，在第一届人代会第五次会议上，一些代表在发言中引用了一些歌谣化了的政治、生产口号，来说明工农业生产的“跃进”形势和群众的劳动干劲。诗人萧三挑选了其中—部分，集中在报刊上登出，并称它们是“最好的诗”（见1958年2月11日《人民日报》）。3月，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我国诗歌的发展退路，提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并倡议在全国范围内搜集民歌，认为民歌是中国新诗的一条出路。根据这—倡议，《人民日报》于4月14日发表了《大规模搜集全国民歌》的社论，强调这是“一项极有价值的工作，它对于我国文学艺术的发展(首先是诗歌和歌曲的发展)有重大的意义”，号召“需要用钻探机深入地挖掘诗歌的大地，使民谣、山歌、民间叙事诗等等像原油一样喷射出来”。此后，毛泽东在郑州会议和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又两次谈到搜集民歌问题及搜集的方法。《人民日报》于7月3日和8月2日，又相继发表了《要抓紧领导群众文艺工作》和《加强民间文艺工作》的社论，对民歌创作、搜集运动进行政治领导。从4月开始，全国文联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地、县党委，都纷纷发出相应的通知，要求成立“采风”的组织和编选机构，开展规模浩大的“社会主义采风运动”，并强调“这是一项政治任务”。5月，当时分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以《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为题发言，把“新民歌”作为毛泽东提出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范例，对“新民歌”的思想艺术价值，新诗发展意义，都做了极高评价，称它“开拓了民歌发展的新纪元，同时也开拓了我国诗歌的新道路”。在毛泽东的倡议和各级党委的领导下，新民歌创作，成为了由领导部门发动、组织的一个自上而下的群众运动。
大跃进民歌运动是全国范围的一次大型的诗歌运动，它的发生直接受当时政治、经济政策的操纵，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由政治冒进和经济失衡延伸下来的一次文学上的片面繁荣，确立了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创作理念。
（二）内容
大跃进民歌全面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深深地打着那个时代特有的印记。
1.劳动主题
天上没有玉皇，
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
2.爱情主题
大树底下问姑娘，/为啥还不配情郎？/姑娘脸上红霞染，/笑语过后把话讲：/‘封不好山不出嫁，/治不服水不出庄！/青山绿水当花轿，/满山花果当嫁妆。’
3.颂歌主题
主席走遍全国，/山也乐来水也乐。/峨嵋举手献宝，/黄河摇尾唱歌。//主席走遍全国，/工也乐来农也乐。/粮山棉山冲天，/钢水铁水成河。
（三）艺术
用“革命浪漫主义”的手法，重于写理想，抒豪情；在表现手法上则重夸张和想象。因此，大量作品以非同一般的想象力和极度的夸张，表现革命的壮志豪情和美好理想。
小篷船，装粪来，惊飞水鸟一大片。摇碎满河星，摇出满囱烟。
小篷船，装粪来，橹摇歌响悠悠然。穿过柳树云，融进桃花山。
（四）间接意义
1.促进了长篇叙事诗的发展。
2.以对民间诗歌的收集和整理为前提，少数民族地区的歌谣和史诗受到高度重视。
3.扶植了不少民间歌手，如王老五、霍满生。
（五）评价
新民歌虽然标榜“浪漫主义”，实际它追求的是取消“个人主义”的“集体主义”的文学价值，是一种典型的“集体写作”的“大诗歌”。这场运动既脱离了毛泽东的初衷，也背弃了新文学民间化的传统。1958年大跃进民歌运动的前前后后，文学的民间化道路实际上是被文学的政治化所替代。
四、政治抒情诗
（一）定义
关注国际国内政治斗争，反映重大的社会矛盾，有着明确的政治指向和强烈激情的抒发。
1.内容：“诗人”以“阶级”的代言者的身份出现，表达对当代重要政治事件、社会思潮的评说和情感反应。
2.形态：表现为强烈的情感宣泄和政论式的观念叙说的结合。
3.风格：思辨性、政论性和鼓动性是其最基本的抒情风格。声音特征则体现为一种洪亮而阔大的“放歌性”。
4.结构：主要分作苏俄式的阶梯体和中国式的铺排体两种样式。
（二）代表诗人与作品
1.郭小川：具有历史感的思想内涵与民族化、群众化的艺术风格相结合，创造了一个“有我之境”。作品中活跃着一个抒情主人公——战士的形象。通过对战士的内心世界、精神境界的探索，去思考一个人的生活道路和人生哲学等问题。
主要作品：《厦门风姿》(1961)、《乡村大道》(1961)、《甘蔗林—青纱帐》(1962)、《秋歌》(1962)、《刻在北大荒的土地上》(1962)、《祝酒歌》(1962)、《团泊洼的秋天》（1975）和《秋歌》（1975）。
“新辞赋体”：吸收、改造、发展楚辞、汉赋中的有益因素而创造的一种新诗体，又称为“郭小川体”。便于表达开阔的内容，抒发热情、豪迈、磅礴、雄奇的情感，奔涌着哲理和政论的磅礴气势。
南方的甘蔗林哪，南方的甘蔗林！
你为什么这样香甜，又为什么那样严峻？
北方的青纱帐啊，北方的青纱帐！
你为什么那样遥远，又为什么这样亲近？
我们的青纱帐哟，跟甘蔗林一样地布满浓阴，
那随风摆动的长叶啊，也一样地鸣奏嘹亮的琴音；
我们的青纱帐哟，跟甘蔗林一样地脉脉情深，
那载着阳光的露珠啊，也一样地照亮大地的清晨。
肃杀的秋天毕竟过去了，繁华的夏日已经来临，
这香甜的甘蔗林哟，哪还有青纱帐里的艰辛！
时光象泉水一般涌啊，生活象海浪一般推进，
那遥远的青纱帐哟，哪曾有甘蔗林的芳芬！
我年青时代的战友啊，青纱帐里的亲人！
让我们到甘蔗林集合吧，重新会会昔日的风云；
我战争中的伙伴啊，一起在北方长大的弟兄们！
让我们到青纱帐去吧，喝令时间退回我们的青春。
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个伟大的发现：
住在青纱帐里，高粱秸比甘蔗还要香甜；
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大胆的判断：
无论上海或北京，都不如这高粱地更叫人留恋。
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种有趣的梦幻：
革命胜利以后，我们一道捋着白须、游遍江南；
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点渺小的心愿：
到了社会主义时代，狠狠心每天抽它三支香烟。
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坚定的信念：
即使死了化为粪土，也能叫高粱长得杆粗粒圆；
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次细致的计算：
只要青纱帐不到，共产主义肯定要在下代实现。
可记得？在分别时，我们定过这样的方案：
将来，哪里有严重的困难，我们就在哪里见面；
可记得？在胜利时，我们发过这样的誓言：
往后，生活不管甜苦，永远也不忘记昨天和明天。
我年青时代的战友啊，青纱帐里的亲人！
我们有的当了厂长、学者，有的作了编辑、将军，
能来甘蔗林里聚会吗？--不能又有什么要紧！
我知道，你们有能力驾驭任何险恶的风云。
我战争中的伙伴啊，一起在北方长大的弟兄们！
你们有的当了工人、教授，有的作了书记、农民，
能回到青纱帐去吗？--生活已经全新，
我知道，你们有勇气唤回自己的战斗的青春。
南方的甘蔗林哪，南方的甘蔗林！
你为什么这样香甜，又为什么那样严峻？
北方的青纱帐啊，北方的青纱帐！
你为什么那样遥远，又为什么这样亲近？
2.贺敬之：借鉴国外政治抒情诗的“楼梯式”形式，并将中国古典诗歌的韵律和对仗，以及民歌中的某些形式融入其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正如茅盾所说：“总之，从艺术构思，诗的语言，行、句的对仗和平仄等等看来，不能不说《十年颂歌》对‘楼梯体’这个新的诗体做了创造性的发展，达成了民族化的初步成就，而同时也标志着诗人的个人风格。”
主要作品：《放声歌唱》（1956）、《东风万里》（1958）、《十年颂歌》（1959）、《雷锋之歌》（1963）、《中国的十月》（1976）等。
“楼梯体诗歌”：“楼梯式”的抒情诗体最早是前苏联马雅可夫斯基的独特创造，传入中国以后，对众多诗人都产生过重要影响，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组诗较早做出了成功的试验。其最大特点是：以马雅可夫斯基式的梯式排列的诗行结构，驾驭中国古典诗歌和民歌的韵律形式，使自由诗的散文的句式与古典诗歌和民歌的韵律得到了完美的结合。代表作《放声歌唱》等。
……春风。
秋雨。
晨雾。
夕阳。……
……轰轰的
车轮声。
嗒嗒的
脚步响。……
呵，《人代会决议》，
和新中国地图
在我手中，
党员介绍信
紧贴着
我的胸膛。
我走进农村。
我走进工厂。
我走向黄河。
我走向长江。……
五月——
麦浪。
八月——
海浪
桃花——
南方。
雪花——
北方。……
我走遍了
我广大祖国的
每一个地方——
呵，每一个地方的
我的
每一个
故乡！
（三）诗学规范
1.强调诗歌的工具职能，强调为政治服务的直接性、主动性
2.选材上直接面对重大的政治事件，切近时事“和时代共脉搏”，为表现重大的政治命题，诗歌多取材于斗争历史、先烈遗物、英雄故事、革命圣地等，以此触发诗情，托物言志。
3.诗中的“我”往往以“阶级”“人民”的代言人的身份出现。
4.一般都采取“宏大叙事”的表意策略，大气势，大篇幅，大张旗鼓，大开大阖，艺术结构呈现为观念演绎的形态，“形象构成”是用形象化的豪言壮语来表达抽象的思维和概念，以喷薄的激情和形象的“政论”获得“炸弹与旗帜”的效应。
5.为获取宣传鼓动的效果，在诗情表达上经常使用反复渲染、铺陈的手段，重视节奏分明、声韵铿锵的音乐感，对偶、排比和华辞丽句的形式。
50年代、60年代戏剧
第一节 50年代、60年代戏剧概述
一、当代戏曲的改革
戏曲改革贯穿整个当代戏曲史。
（一）1949—1957，传统剧目的推陈出新。
（二）1958—1976，京剧现代戏的革命。
（三）1978年后，戏曲的“戏曲化”和“现代化”。
二、当代话剧的新变
（一）1949—1957年
1.多幕剧：老舍《龙须沟》、胡可《战斗里成长》、陈其通《万水千山》、 夏衍《考验》。
2.独幕剧：崔德志《刘莲英》、鲁彦周《归来》。
3.第四种剧本：
剧作家刘川在1956年提出。指我国50年代中期（主要是1956、1957年）在反映现实生活的剧作中，除去概念地表现工农兵生活的“三种剧本”（“工人剧本：先进思想和保守思想的斗争；农民剧本：入社和不入社 的斗争；部队剧本：我军与敌人的军事斗争”）之外，涌现出来的“不属于上面三个框子的”另一种剧本。
主要特征：一是在题材上的拓展，除表现工农兵的斗争生活之外，还描写工农于部、知识分子等的家庭生活、个人生活、感情生活等等；二是突破当时话剧创作中公式化、概念化的套子，代之以对真实生活的现实主义描写；三是主题大多表现人民内部矛盾。
“第四种剧本”是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剧作家勇闯禁区，大胆干预生活，真实描写现实生活的成果。它们与同一时期出现的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等深入触及社会生活矛盾的报告文学和小说一样，都是突破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的较为成功的作品。
主要作品：杨履方《布谷鸟又叫了》、海默《洞箫横吹》。
（二）1958—1965年
1.历史剧：郭沫若《蔡文姬》、《武则天》、田汉《关汉卿》等。（P48）
2.反映现实生活的话剧：《千万不要忘记》、《霓虹灯下的哨兵》。
三、歌剧的发展
（一）主要作品：
《红霞》、《洪湖赤卫队》、《刘三姐》、《江姐》等。
（二）两种艺术倾向：
1.《白毛女》（贺敬之、丁毅执笔,马可等作曲）式
在戏剧上倾向于话剧，歌唱、说白交替出现，音乐结构则采用西洋歌剧与中国戏曲的结合。
2.《草原之歌》（罗宗贤作曲,任萍编剧）式
在戏剧结构和音乐结构方面都接近西洋歌剧，说白极少而力求音乐的完整性、形象性和戏剧性。
的原因：
1.“反右”后作家们对历史剧的热衷。
2.中苏外交恶化后对民族新歌剧的重视。
（四）艺术特点：
1.情节结构倾向戏曲，具有传奇色彩。
2.歌唱、说白、表演并重。
3.音乐大都以民歌或戏曲音调为基础。
第二节 《茶馆》
一、老舍建国以后的剧作
《方珍珠》、《龙须沟》、《西望长安》、《神拳》等。
二、《茶馆》
发表于1957年《收获》创刊号。
（一）《茶馆》反映的时代
1.第一幕：清朝末年戊戌政变失败以后。
2.民国初期军阀混战时期。
3.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独裁统治时期。
（二）人物形象
人物众多。主要人物自壮到老。
（1）王利发：精明、干练，富有处世经验，而又胆小怕事。
（2）常四爷：耿直、刚强，有正义感和爱国心。
（3）秦仲义：受维新思想影响的民族资本家，一心走“实业救国”的路。
（三）独特的表现形式
1.新颖的艺术构思
（1）“反描法”
（2）“侧面透露法”
①富于民族特色和地方风味
②茶馆是三教九流汇集之处，可以容纳各种人物。
③茶馆是社会的窗口，可以窥见都市生活的一斑。
（3）舍弃“一人一事”的传统结构形式，采取“人像展览式”的方法结构全剧。
（4）没有贯穿全剧的戏剧冲突，而是采用纵横交错，虚实结合的座标式结构。
2.运用单纯的个性化语言，幽默，个性十足。
第三节 《关汉卿》等历史剧
一、《关汉卿》
（一）响铛铛一粒铜豌豆
（二）戏中戏的结构
（三）“话剧加唱”的手法
二、田汉的其他剧作
《文成公主》和《谢瑶环》（京剧）。
50年代、60年代散文
第一节 50年代、60年代散文概述
一、创作实绩
两个阶段：
（一）49—56年：通讯报告得到空前发展。
（二）57—65年：61年被称为“散文年”
1.抒情散文异常活跃：杨朔、秦牧、刘白羽等散文家已各自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
2.报告文学的新发展：由偏重记事发展为以写人为主，具有时代感和新闻性。
3.尖锐泼辣的杂文：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札记》有感而发，大胆泼辣。
二、十七年散文的审美特征
（一）选材上以“时代精神”为准则。
（二）艺术构思上的“诗化现象”。
（三）审美层次上的日趋简单化。
第二节 杨朔、秦牧、刘白羽等
一、杨朔的散文
主要作品：《荔枝蜜》、《雪浪花》、《香山红叶》、《茶花赋》、《海市》等。
（一）创作之路
1.探索期：1937—1948年
2.发展期：1949—1959年
《三千里江山》是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长篇小说。
3.诗化期：1959—1966年
杨朔把散文当作诗一样来写，形成颂歌体的格调，如《雪浪花》、《荔枝蜜》、《茶花赋》等。
（二）诗化现象
1.以诗为文，意境深邃。
2.托物言志，借景抒情。
3.峰回路转，曲径通幽。
4.语言凝炼，清新别致。
（三）杨朔散文的模式
1.颂歌体的艺术格调和生造的意境。
2.刀刻斧凿的痕迹明显，给人雕饰甚至别扭的感觉。
3.物→人→理的三段式结构。
（1）描写景物，借喻比人，点明哲理。
（2）设置悬念，欲扬先抑，升华意境。
（四）杨朔散文产生模式的主要原因
1.时代的产物
2.作家自身的局限
二、秦牧的散文
秦牧提出了题材与表现形式多样化、散文知识化与艺术化等悖于当时文学观念的创作主张，在文坛上独树一帜。其散文的影响与成就远在当时一般作家之上。
（一）艺术特色：
1.融知识性与思想性于一炉。
2.把“形散”与“神聚”结合起来，做到寓控制于放纵。
3.秦牧散文具有情趣性与幽默性。
4.秦牧散文的语言流利酣畅、凝练生动直面读者的亲切感和语言氛围。
（二）不足：
1.知识性的材料反复使用，失去了新鲜感。
2.罗列材料过多有冗长拖沓之感；浓重的说教气与肤浅的哲理。
三、刘白羽的散文
（一）艺术特色：
雄浑、豪放是刘白羽散文风格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个调高亢，具有炽热的共产主义理想色彩。
2.融情于景，借以抒怀壮怀激烈的诗情。
3.以情感为经线，生活的事件为纬线，经纬交织，波澜四起。
（二）不足：
1.豪言壮语、政治议论太多，削弱了散文的思想与艺术的魅力。
2.疏于修辞，语言比较冗繁，个别性文字表述不够清晰。
四、散文三大家风格比较
（一）从作家的气质和创作态度来看
1.杨朔：诗人气质→散文→诗
2.刘白羽：战士→散文→武器
3.秦牧：学者→散文→无所不谈
（二）从艺术手法来看
1.选材：
杨朔：托物言志，以小见大。
刘白羽：选取壮美的景物和富有象征意义的事物。
秦牧：丰富多彩，涉笔成趣。
2.构思：
杨朔：从平凡的事物中提炼诗意。
刘白羽：从纵的方面进行联想。
秦牧：触类旁通，左右逢源。
3.语言：
杨朔：清新委婉。
刘白羽：刚健绚丽，气势雄浑。
秦牧：自然亲切，讲究文采。
4.抒情：
一座园林；
一团烈火；
一座花城。
1976～1989文学思潮
第一节 新时期文学初期的文艺复苏
一、“天安门诗歌”运动
1976年4月“清明节”前后，人民群众冲破当时的禁令，掀起一场以悼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为主要内容的“天安门诗歌”运动。这场诗歌运动主要利用旧体诗词的形式，表达了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愤怒与谴责，体现出文学极强的现实功利性。诗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忧国忧民的深沉思考，直面现实的战斗式的人文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时期文学初期的思潮趋向，并引发了 “伤痕”类型文学创作的出现。同时，“天安门诗潮”也是新时期文学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悲愤”式悲剧文学审美形态的滥觞。
二、第四次文代会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纠正“文革”及以前极左思潮的错误，党和国家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为总结30年来文艺工作的经验，明确新时期的文艺工作方针，调整文艺政策，1979年10月30日，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的召开，3200人参加，邓小平致辞，强调文艺民主，重申“双百”方针，标志着文艺界的全面“解冻”，彻底开启了由极左路线的影响返归到文艺依自身规律全面发展的拨乱反正。
三、文艺理论争鸣
（一）文艺与政治的关系（P73）
（二）关于现实主义的“真实性”
（P73）
第二节 80年代前期的文学思潮
一、西方现代派文艺讨论（P74）
二、关于文学中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P75）
（一）人性问题
张笑天《离离原上草》、雨煤《啊，人》、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李英儒《妙清》、戴厚英《人，啊人》等。
（二）道德问题
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路遥《人生》。
（三）情爱问题
靳凡《公开的情书》、陈可雄、马鸣《杜鹃啼归》、刘克《飞天》、徐明旭《调动》。
第三节 80年代后期的文学思潮
一、新方法热（P79）
二、关于文学主体性讨论（P79）
三、“文化寻根”思潮（P80）
四、“重写文学史”讨论（P82）
80年代小说
第一节 80年代小说概述
一、伤痕文学（伤痕小说）
再现了十年浩劫造成的人民心灵创伤的历史悲剧，表达了整个民族在政治的反拨中痛定思痛的强烈感伤情绪，是新时期文学发展中的第一个高潮，由卢新华《伤痕》得名。代表作品有刘心武的《班主任》等。
意义与价值：
（一）“伤痕文学”冲破了极左文艺思想的种种清规戒律，冲破了一个个现实题材的禁区，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社会问题，创造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批社会主义时期的悲剧；
（二）它在当代文学史上第一次真正遵循现实主义美学原则，“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开启了80年代文学现实主义深化的道路；
（三）它在当代文学史上第一次真正地从人道主义立场来塑造人物，描写人性悲剧，成为新时期人道主义文学的先导。对新时期文学创作及后来的作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反思文学
以茹志娟1979年2月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剪辑错了的故事》为标志。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批作家从政治、社会层面上还原“文革”的荒谬本质，并追溯到此前的历史，从一般地揭示社会谬误上升到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上，和伤痕文学相比，其目光更为深邃、清醒，主题更为深刻，带有更强的理性色彩。代表作主要有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古华的《芙蓉镇》等。
反思内容：
1.反思建国以来各种运动和极“左”思潮对人的生活和命运的影响。
2.揭示封建残余势力和封建意识在现实生活和人们精神上的烙印。
3.反思党和人民的关系，批判官僚主义。
4.对扭曲人格或心理及“国民性”的剖析与针砭。
三、改革文学
天津作家蒋子龙率先推出了《乔厂长上任记》，开创改革文学先河。
改革小说侧重反映的是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社会矛盾，记录了改革的艰难及其导致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观念的变化。在创作方法上以现实主义为主，注重人物形象特别是改革者的形象。大体类型分为农村题材和城市题材两类。
四、寻根文学
1985年前后兴起。以现代意识观照现实和历史，反思传统文化，重铸民族灵魂，探寻中国文化重建的可能性；作品题材和文化反思对象呈鲜明的地域特点；在表现手段上既有中国传统文学的手法，又运用现代派的象征、暗示、抽象等方法，丰富和加深了作品的文化意蕴。
1.前奏：汪曾祺、邓友梅等的小说创作。
2.寻根小说对根或文化的态度：
第一类：持肯定态度。如阿城《棋王》，邓友梅《烟壶》、《那五》等。
第二类：持否定态度。如韩少功《爸爸爸》，王安忆《小鲍庄》等。
第三类：持辩证态度。如冯骥才《神鞭》，李杭育《最后一个渔佬儿》等。
五、回归自然
一批作家把目光投向大自然，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大自然的伟力、野性与崇高，人与大自然的对峙、搏斗，希图在大自然的崇高与伟力的衬托下弘扬人的主体力量。代表作家作品有： 张承志《黑骏马》、《北方的河》，邓刚《迷人的海》、 郑万隆《老棒子酒馆》等。
六、现代主义文学（现代派、先锋派）
现代主义文学是以80年代初王蒙等中年作家尝试借用意识流等一些西方现代派文学手法为先声的。1985年后迅速兴起的“新潮小说”、“先锋小说”，标志着当代小说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从操作技巧到思维方式的全面引进，一时间，意识流、存在主义、荒诞派、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等等几乎整个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小说流派都可以在中国找到各自的投影。刘索拉、徐星、马原、残雪、莫言、洪峰……也都成了不断引起轰动与论争的名字。
90年代之后，小说创作突破了创作方法上的壁垒，出现了新写实小说、新状态小说、新现实主义小说、新生代小说等名目繁多的潮流，当代文坛进入了众声喧哗的杂语共生时期。
先锋小说作家：马原、余华、苏童、格非、叶兆言、残雪、孙甘露。
第二节 王蒙 刘心武 陆文夫 高晓声
一、王蒙
1979年右派问题得到平反。复出后很短的时间内创作短篇小说《最宝贵的》、《悠悠寸草心》、《春之声》，中篇小说《布礼》、《蝴蝶》、《相见时难》等，有三分之一都直接写到了新疆，新疆成为他创作很重要的源泉。
（一）内容
1.王蒙以一个资深革命者的经历，小说强烈关注社会政治，这一特点从早期的《青春万岁》、《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小豆儿》就开始了。此后短、中、长篇一以贯之：《悠悠寸草心》、《夜的眼》、《海的梦》、“季节系列”等。 其中，“少共情结”，贯穿王蒙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期创作的作品的主线。一个少年共产党人对党的事业的特殊感情，在他的创作中得到鲜明的体现。《布礼》钟亦诚，《蝴蝶》张思远等。 “季节系列”（《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四部长篇小说）回归和强化其一贯的政治关注的基本立场，开掘政治化生存的人性深度，主要方法则是力求还原历史、回到现场的真切而丰富的回忆，作者希望通过回忆建国初期至七十年代末历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的遭遇和心态来追问政治和知识分子乃至普通人的关系：政治如何塑造了知识分子的性格与命运，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普通中国人又如何主动或被动参与了政治，并最终造就了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政治逻辑。
2.八十年代起王蒙就开始艰难的探索、适应和转变，从革命者到小说家的角色转变，他的创作逐渐突破意识形态话语，转变为文化视角，并致力于人物精神世界的挖掘。《相见时难》（1982）引出中西文化冲突，《名医梁有志传奇》鞭笞了落后的民众心理；《活动变人形》（1986）审视知识分子自身精神内容和命运。
（二）艺术
1.从《夜的眼》起尝试借鉴西方“意识流”的创作技巧，用主观感受、内心独白、自由联想、梦幻等艺术手法来表现心理内容，扩展了小说的艺术空间，增加了艺术容量。《春之声》、《布礼》、《蝴蝶》、《风筝飘带》等都使用了这一手法，成为小说艺术探索的急先锋。
《春之声》写工程物理学家岳之峰出国考察之后乘火车回阔别二十多年的家乡沿途的所思所感。德国的现代社会图景，奔驰汽车工厂，西门子公司，中国当前的落后和人们思想的向上状态，车上学外语的青年妇女，自己青春时代的活力，都在很短的实际叙述时间内，在有限的空间中（火车车厢）表现出来。小说从情节来看时间跨度很短，但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却跨过了三十余年，借鉴了意识流的表现技巧，运用了心理结构的艺术方式，但重点不在心理描写，不在探索人的精神世界，而主要是作为一种结构小说的方式。形成心理结构。
2.语言运用上，“拟骚体”，挥洒，张狂，瀑布型，汪洋恣肆。王蒙对语言的运用有过人的才能，善于“以最公开的语言，传达最不宜公开也不易公开的灵魂秘密的说话艺术。”这种反讽，在王蒙其他的小说如《说客盈门》、《冬天的话题》、《一嚏千娇》等小说中都得到很好的运用。
王蒙《语言的功能与陷阱》
《来劲》的语言实验。
开头：您可以将我们的小说的主人公叫做向明，或者项铭，响鸣，香茗、乡名，湘冥命或者向明向铭向鸣向茗向名向冥向命……以此类推。三天以前，也就是五天以前一年以前两个月以后，他也就是她它得了颈椎病也就是脊椎病、龋齿病、拉痢疾、白癫风、乳腺癌也就是身体健康益寿延年什么病也没有。十一月四十二号也就是十四月十一、二号突发旋转性晕眩，然后照了片子做了Ｂ超脑电流图脑血流图确诊。
结尾：他她它正在结结巴巴一泻千里地发问的时候就被静电棒逐出被客气地引出被恭敬地请上了主席台手术室贵宾席太平间化装后台。被授予一九八二至三二八国际地救生物年歇里贝尔庚当奖，列入世界名人录黑名单成为最佳男女煮脚……
二、刘心武
（一）内容
刘心武小说创作的最突出特点是强烈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前期创作中问题意识突出，成为新的“问题小说”。成名作和代表作《班主任》最典型，最早发现了极左政治对青少年的扭曲和毒害，向当代中国社会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喊，引起社会震动。《班主任》之后，刘心武继续“问题小说”创作，如《爱情的位置》，《醒来吧，弟弟》，《如意》，《立体交叉桥》等。
这些作品在当时都引起过较强的社会反响，但思想大于形象，议论多，艺术感染力差。刘心武：“我强迫自己在每一篇新作品当中都提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最后我就遭到了文学本身的沉重反击。”自己意识到已陷入尴尬境地。
1984年，刘心武发表长篇小说《钟鼓楼》，该作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作品，是刘心武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P95）
《钟鼓楼》之后，刘心武致力于“纪实小说”创作，在1985年至1988年间，先后创作了《5·19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王府井万花筒》、《私人照相簿》等作品，抓住社会热点问题，表现社会伦理道德问题。
（二）创作特征
社会责任感强，关注当前现实，小说具有较强的思辩色彩，也注重人物性格塑造，开掘人的精神世界，但情感的冲击力较弱，意蕴不够丰厚。
（三）《班主任》
发表于1977年《人民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一个坐标点，标志着“文革”结束后中国文学的真正转机。被誉为是新时期“伤痕”文学的开端。
1.主题
小说《班主任》通过对宋宝琦、谢惠敏的剖析，使人们看到一代青少年在文革的思想禁锢下，而临着怎样可悲而又可怕的厄运。
2.人物
（1）宋宝琦是一个正在被拯救出来的畸形儿，是文革极左思潮的必然产物。在宋宝琦的躯体里，只有愚昧无知的空虚灵魂。他是文革毒化出来的变了形的灵魂，以小流氓的身份存在于社会。
（2）谢惠敏的形象进一步揭示了文革中精神污染的严重性。这个十五岁左右的初三年级的学生，从开始接触社会时起，就处于“四人帮”封建法西斯的专制横行之时，在文化舆论被死死地控制的情况下，她逐渐开始习惯和适应社会现实。她单纯迷信一切用铅字排版出来的东西，在她的思想里，把这一切都当作天经地义的“最最革命”的“社会主义”。她厌恶宋宝琦，但是在愚昧无知这一层面上，她和他是一致的。谢惠敏丝毫没有怀疑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她的言行符合一个“正面人物”的“典范”。在自己成长的最基础的阶段，谢惠敏正在被一种政治所利用，是一个时代悲剧人物。
三、陆文夫
（一）内容
努力挖掘历史文化内容，对社会现实进行反思。
《小贩世家》反映的是馄饨摊贩朱源达半生的经历。表现了极左政治对普通民众的损害，指出改革不仅是政治经济体制的革新，更需要民族精神心理、民众价值观的革新。
《围墙》借建筑设计部门如何修自己的围墙，嘲讽空谈的不良风尚，赞颂实干精神，反思传统文化心理。立意一般，但对类型人物描写生动传神，是讽刺小说的精品。
《美食家》具有文化小说特征。小说通过美食家朱自冶的形象，表现了中国食文化的丰富内容。通过朱自冶在建国后不同政治时期的遭遇，艺术地概括了建国以来的社会变动过程，具有深广的历史和文化内涵。作品同时精致描摹了苏州一带的风土人情、吴越文化遗迹、园林风景等苏州独有的文化与风俗，以及居民特有的文化心理和个性，具有地域文化的魅力，赢得了“小巷文学”和“苏州文学”的美称。
1985年发表的《井》，以井的意象象征男权社会势力和封建文化观念、传统的民族文化心理，这样一口井吞噬了一个当代女性。陆文夫试图从社会政治和民族文化心理等多个角度考察女性命运，以女性的毁灭进行社会文化批判。
（二）创作特征
1.陆文夫小说有较强的社会文化批判力量。他善于以小见大，反映出深广的社会历史内涵和思想意蕴。
2.陆文夫的小说中有着丰厚的文化内涵，这表现在对苏州历史文化、风土人性的展示，和对本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和文化个性的描写。是文化味浓厚的小说。被认为是寻根文学在城市生活题材中的实践。
3.他的作品具有独特的幽默感。陆文夫自称为“糖醋现实主义”。他善于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挖掘喜剧因素，却又开掘出悲剧意蕴，这是艺术表现上的个人风格。
四、高晓声
《李顺大造屋》和由《“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陈奂生出国》等所组成的“陈奂生系列”小说是其创作中最有影响的作品。
（一）内容
反映了建国以来中国农民的生活和心理历程，有社会政治批判，也有对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等深层根源的揭示。其深刻之处在于，通过李顺大、陈奂生等一系列典型形象的塑造，深入探讨了“左”倾错误和封建残余得以蔓延的温床（即民族的“劣根性”），继续了“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对于“国民性”问题的探讨，从而，从鲁迅、赵树理而至高晓声，他们所塑造的农民形象，恰好构成了中国农民从民主革命到八十年代的命运变迁和灵魂的演进史。
（二）形象
高晓声塑造了一批被称为“中国农民的灵魂”的人物形象，他们有着中国农民善良、朴实忠厚的传统美德，也有数千年的历史传统所积淀下来的民族“劣根性”。《李顺大造屋》中的李顺大，忠厚老实，坚韧顽强，也头脑简单；《陈奂生上城》中的陈奂生，纯朴善良，又精明狭隘。
这些人物形象体现了社会政治和文化心理两个层面：
（1）政治和政策层面是80年代作家关注的重点，对十七年文学传统的继承，关注政策对农民生活和命运的影响：李顺大建国后三十年造屋一波三折的经历，是对极左政治的血泪控诉；陈奂生生活的改善、精神面貌的变化又证明了党的富民政策的英明。
（2）文化和心理层面，对国民性的探讨。
《陈奂生上城》（1980年）
反映时代变化的现实主义题材小说，小人物命运的悲喜剧
陈奂生的形象有着鲜明生动的性格特点和深厚的历史内涵。这个艺术形象深刻概括了新中国三十年农民的命运，特别是反映了农村改革全过程中农民心理变化的过程。陈奂生的形象最早出现于小说《“漏斗户”主》之中，这里的陈奂生，是一个象李顺大一样以满足一家人的基本生存即吃饱肚子作为自己最高愿望的底层农民，而其勤勉一生，却仍然食不裹腹，只是在实行了新的经济政策之后，他才摆脱了几十年的穷困与饥饿。陈奂生的性格特点在《陈奂生上城》中得到了最为集中的展示。小说在真实反映农民物质生活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极其敏锐地表现了他们的物质生活改善之后精神面貌所发生的变化，提出了新时期农民应该有着怎样的精神生活、精神状态以至精神性格的重要问题。
陈奂生的形象映射出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农民的身影。此时，中国的极左政治刚结束，改革开放刚启动。陈奂生上城的遭遇，使他受到心理震荡，凸显了他精神的两面性：勤劳而节俭，厚道而精明，善良而狭隘，有追求生活幸福的韧性，也有容易满足的浅薄、讲究实际，狭隘自私。长期的大锅饭式的农村经济体制使他的主人意识逐渐淡漠乃至消失，在生活中失去自己的位置。在时代变革关头又产生新的困惑和各种复杂心态，表现出历史性的心理变化。这是一个处于社会底层、没有自主权的小生产者形象。反映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农民的经济状况、政治待遇、社会地位、精神状态。
高晓声的写作是对“五四”启蒙主义文学传统的继承。长期的小农经济生产生活方式和封建文化的影响，造成了李顺大和陈奂生们的思想弱点和性格缺陷，这种缺陷最为集中地表现为他们的“奴性”意识和“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
（三）艺术特征
1.创作手法主要是现实主义的，又借鉴西方小说表现人物心理活动的方法，细致入微地绘写人物的精神世界和心理历程。
2.善于通过个性化的细节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和精神世界，善于通过个性化的人物语言来刻画人物性格。
3.语言富于幽默感，娴熟的白描技巧，构成独特的风格。
第三节 蒋子龙 张洁 谌容
一、蒋子龙
1979年发表成名作《乔厂长上任记》，此后沿着工业、城市题材创作思路，有《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拜年》、《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锅碗瓢盆交响曲》、《燕赵悲歌》等优秀小说，成为“改革文学”的代表作家。
（一）内容
1.主要反映城市生活、工业生产，关注工厂在管理上的革新，关注社会改革对传统的生产方式、人际关系和人们的社会价值观的影响，揭示现实问题如经济体制和干部制度的改革问题，权力与腐败问题，批判落后的思想观念。
主要成就是创造了“开拓者家族”系列人物形象。《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是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改革者形象。小说在多种冲突中展示乔光朴的思想性格，他的一身正气、光明磊落、英勇无畏、坚忍不拔，还有杰出的企业管理才能，几乎十全十美。小说也暗含英雄美人模式。乔光朴是新时期工业改革题材中较早出现的改革者形象，因其人格魅力而赢得读者共识，一时成为当代工业改革家的代名词。
乔光朴之后，又有《开拓者》中的车篷宽、《人事厂长》中的高盛五、《锅碗瓢盆交响曲》中的牛宏、《悲剧比没有剧要好》中的宫开宇、《燕赵悲歌》中的武耕新等同类文学形象，基本未脱离乔光朴模式，与乔光朴一起共同构成了蒋子龙作品中的“开拓者家族”人物形象系列。
2.1984年前后，蒋子龙的创作有所变异和发展。题材上曾转向乡村改革，《燕赵悲歌》表现农村改革，塑造了武耕新这个当代农民企业家的形象，有乔光朴气质的农民，不伦不类。《蛇神》塑造了“蛇神”邵南孙这个人物形象。文革前，他以善良者多情者形象出现，文革后，却表现出恶意报复与道德的沦丧。善与恶、美与丑集于一身，引来争议。后少有创作。
（二）艺术特征
艺术风格粗犷刚健，充满理想主义激情，具有阳刚之美。在叙述方法上，一般少作细描和心理活动刻画，而是设置剧烈矛盾冲突，将人物置身于激烈矛盾中，通过人物同外部世界的冲突表现人物，主要以人物行为和语言表现人物。
不足主要在人物理想化、类型化，人物形象不够丰满，议论过多。
二、张洁
代表作《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爱，是不能忘记的》、《沉重的翅膀》、《祖母绿》等。这批作品注重探索知识分子尤其是知识女性的心灵世界，兼具理想主义气质、现实精神、女性意识。
《沉重的翅膀》是新时期第一部反映经济体制改革的长篇小说，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作品围绕经济体制改革问题，描写了1980年前后发生在高层（国务院一个部委）的一场复杂斗争。
三、谌容
1980年的《人到中年》，主要描写中年女医生陆文婷因长年超负荷工作导致心肌梗塞、差点死亡的悲剧。小说还描写了陆文婷周围一些处境相似的知识分子的悲剧处境，陆文婷的丈夫傅家杰，不仅要做家务事，还承担着繁重的科研任务，可他回到家里连一张可以写字的桌子也没有，只好在床板上写论文。陆文婷的同事刘学尧、姜亚芬夫妇，由于生活困难解决无望，专长得不到发挥，抱憾离开了祖国。小说反映了当时中国普遍的社会问题：中年问题、知识分子问题，是新时期小说题材和主题上的开拓。
第四节 汪曾祺 邓友梅 冯骥才
80年代文学的真正变革实际上是在主流的思潮背后悄悄进行的，它始自非常边缘化的“风俗小说”的出现。当1980年前后，邓友梅、汪曾祺、陆文夫等人的“京味小说”和“苏南风情小说”，稍后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和冯骥才的“津味小说”等问世的时候，人们感到了它们的异类和新鲜，但对其出现的意义却并未真正意识到。它们是“寻根小说”的先声。
一、汪曾祺
汪曾祺建国后到80年代之前并未发表小说，1980年起发表《受戒》、《大淖纪事》、《异秉》、《岁寒三友》、《八千岁》等一系列有怀旧意味的短篇小说，多取材自故乡江苏高邮的生活，而且是作者早年所见的生活景象，有理想化色彩和美化倾向。
（一）内容：
汪曾祺避开了中国乡村的贫困、文明程度的低下等负面内容，放大真善美，透露出超凡脱俗、回归自然的审美态度和对自然、健康的人性的呼唤。其中隐约可见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种追求：世外桃源式的社会理想和人生境界。这些小说被称为“文化小说”。
（二）艺术特色
汪曾祺的小说淡化情节因素，细描风景画和风俗画，渲染人情美和人性美，营造诗意氛围，这些因素有机融合，形成一种闲适、散淡、优雅的审美情趣。总体风格上，汪曾祺的小说具有清新隽永，淡泊高雅的诗化小说效果。
1.总体风格：超脱、通达、冲淡，闲适，富有诗意
2.乡土气息和地域风情，如描写人们的日常生活、生产活动、生活器具、民歌、对联、剪纸、绣花、上庙进香、受戒等，展示了一幅传统中国农业社会的文化图景。带有理想化特点。
3.淡化情节，重写氛围和情绪，风格近似随笔。
4.语言简洁质朴，纯净透明、生动传神。以叙述为主，既口语化又典雅脱俗，是一种“诗化的小说语言”。
（1）简洁，多用短句，包括对话。明子受戒后小英子划船来接时的对话：
划了一气，小英子说：“你不要当方丈！”
“好，不当。”
“你也不要当沙弥尾！”
“好，不当。”
又划了一气，看见那片芦花荡子了。
小英子忽然把桨放下，走到船尾，趴在明子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
“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
明子眼睛鼓得大大的。
“你说话呀！”
明子说：“嗯。”
“什么叫‘嗯’呀！要不要，要不要？”
明子大声地说：“要！”
“你喊什么！”
明子小小声说：“要——！”
“快点划！”
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
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
（2）富于节奏感和音乐感。
（3）幽默。
“牌客除了师兄弟三人，常来的是一个收鸭毛的，一个打兔子兼偷鸡的，都是正经人。”“村里都夸他字写得好，很黑。”
（4）白描。
“师父面前一本经，徒弟面前一本经，师父唱一句，徒弟跟着唱一句。是唱哎。舅舅一边唱，一边还用手在桌上拍板。”
汪曾祺的小说创作是对建国以来单一的审美情趣和单一的小说形式技巧的一次冲击。汪曾祺小说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当代小说创作多元化趋势的开始。
二、邓友梅
邓友梅的小说创作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双百”方针时期，以《在悬崖上》为代表作；第二阶段是文革结束初期，以《追赶队伍的女兵》为代表作；第三阶段主要创作北京民俗市井小说，以《那五》，《烟壶》等为代表作。
（一）内容：
从《话说陶然亭》、《寻访“画儿韩”》开始，邓友梅转向写北京市井风俗小说。中篇小说《那五》、《烟壶》、《“四海居”轶话》、《索七的后人》等，在新时期文学中开“市井小说”风气之先。这组中篇系列小说在写人物命运时融合进北京地方历史、风土人情、日常生活、自然风景，以丰厚的历史、 民俗和人性含量，构成当代小说中前所未见的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风俗画卷。
（二）艺术特色
继承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传统，主要通过人物语言、行动以及细节描写刻划人物性格，讲究生动传神；叙事风格追随老舍，写人状物多用白描手法，又具有浓郁的“京味”，舒缓明朗而又幽默谐趣。
三、冯骥才
从1984年的《神鞭》起，冯骥材开始了“文化小说”的创作。“文化小说”系列“怪世奇谈”（《神鞭》、《三寸金莲》、《阴阳八卦》）是作者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探索，体现了一种文化反思，也是作者独特的表现方式。作者写“怪世奇谈”系列小说的目的，是想克服中国民族性格中的顽固惰性，从而冲出文化怪圈，再造民族性格，带有鲁迅式的文化批判意识。作品充满天津的市井风格情调，人称“津味小说”。
第五节 张贤亮 贾平凹 王安忆
一、张贤亮
从《灵与肉》开始，就形成一种小说模式：在政治运动中坠入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在体力劳动过程中产生精神裂变，并被一个女人拯救。暗含才子佳人原型。还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
二、贾平凹
作品倾注着对中国文化生存状态的思考；揭示在文化变迁的大背景下人的心理世界的丰富内容。富有探索性。
三、王安忆
主要成就在1984 年后。《小鲍庄》、“三恋”、《纪实与虚构》、《长恨歌》等为代表。
第六节 张承志 韩少功
一、张承志（P125）
二、韩少功（P127）
第七节 徐怀中 莫言
一、徐怀中（P129）
二、莫言
（一）总体特征
主要作品有小说集《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家族》和长篇小说《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等。
善与恶、美与丑，大悲与大喜，梦幻与写实的交汇和复杂结合。莫言以一种奇异的然而是新鲜的艺术感觉，重新认知我们民族的生命和文化心理。
（二）《红高粱》
1.关于祖先的英雄传奇
一个民间抗日故事和爱情故事，虽然是虚无缥渺的自由野性生命的民间神话，但写出了艰难的生存条件和充满野性的顽强生存，小说主人公们敢爱敢恨，敢生敢死，表现了原始生命力的主题，是对民族骁勇血性的理想状态的寻找。成为新历史主义叙事的一个发端性的作品。
2.复合美感
小说通过战争这一特殊的环境来开掘农民意识的正负两面。“我爷爷”这批人“杀人越货，精忠报国”，有无拘无束的叛逆性格和土匪习气，又有除暴安良、抗御外侮的坚韧不拔的传统优秀品质。小说展现的内容也善恶混杂，美丑交织，既充满血腥味，又富有神秘感。
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开了描写丑恶的先河。“罗汉大爷的头皮褪下，露出了青紫的眼珠。露出了一棱棱的肉……”。当代文学中的审丑意识最早出现在莫言的小说中。
《红高粱》中悲剧与反讽交织，它写的是一出悲剧，但又不同于传统的悲剧，它不是在最悲恸之处引起人们的“悲悯”、“同情”、“崇高”的美感，它的“反讽”叙述，给人以一种新鲜的美学感受。以轻松甚至幽默调侃的笔调写惨烈的死亡场面，使小说具有多义的审美意蕴。在孙五剥罗汉大爷人皮时，作者用一种奇异的感觉来写这一场面：一方面是写罗汉大爷“一股焦黄的尿水从两腿间一窜一窜地龇出来”，“肚子里的肠子蠢蠢欲动，一群群葱绿的苍蝇漫天飞舞”；另一方面又写“父亲看到大爷的耳朵苍白美丽，瓷盘的响声更加强烈”。前者近乎一种亵渎意识、而后者又掺杂着一种幽默调侃的意味。在传统小说歌颂英雄的场合，《红高粱》却用这种前所未见的语调来写，逼视历史现场和人物的真实面目，逼视生活的“日常”性，真实性。
莫言说：“如果一味地歌颂真善美，恰好变成了一辆独轮车。”之后残雪、余华、苏童、北村等都对人性中丑的因素进行了充分揭示。
3.视角
以伏击日寇汽车的情节为纵线，又借意识流手法串起“我爷爷”“我奶奶”的爱情等所有内容，节奏急迫，容量大。
由“两个叙事人”所导致的“现在与历史的对话”的叙事效果。14岁的“我父亲”这一儿童叙事角色以他童年的眼光和角度来看“我爷爷”“我奶奶”的生活与历史，既造成了“亲历者”的现场感，同时又留下了“未知”的叙事盲点。另一个叙事者“我”则是“第二讲述人”，一个对话者与评论者，“我”明明是一个历史的局外人，但却充当了一个近乎“全知”角色，“我”的讲述中充满了对当代文化的愤激的反思、对遥远的传统文明的追慕，这样就造成了两个不同“声部”的历史叙事，打通了“现在”与“过去”之间的时间阻隔，将历史变成了“当代史”。
第8节 马原等人的先锋小说（P133）
80年代新诗
第一节 80年代新诗概述
一、“归来”诗人群
“归来的诗人”也称“复出的诗人”，指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因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一些原因而被迫中止创作或根本不能公开发表作品，到七十年代末即粉碎“四人帮”后才陆续回到诗坛的诗人。1980年，艾青出版了他复出诗坛以后的第一部诗集——《归来的歌》，此后，流沙河创作了《归来》，梁南创作了《归来的时刻》等作品，“归来”的诗歌主题就成了八十年代蔚为大观的诗人创作现象。他们的作品展示了诗人在承受苦难蒙受冤屈后，其灵魂的深度和人格的力度。主要包括三个群体：（1）1957年反右运动中错划为右派的“右派”诗人，如艾青等，（2）1955年因“胡风反革命集团”受到牵连的“七月”派诗人，如绿原、牛汉、曾卓等，（3）面对褊狭的艺术观念而“自觉”从诗坛消失的“九叶”派诗人，如郑敏、辛笛、陈敬容等。通过饱经沧桑的个人“自白”、洞悉世情的历史反思、对于社会人生理想的坚守与执着，以深情的歌唱展示出来，歌咏“归来”，诉说冤情，袒露心志，是“归来者”之歌共有的主题。
二、朦胧诗
朦胧诗，作为一个独特的诗学概念，指称的是以舒婷、顾城、江河、杨炼、芒克、方含、食指、多多、梁小斌等为代表的一批“文革”中成长的青年诗人的具有探索性的新诗潮。
（一）内容
作为一种新诗潮，一开始便呈现出与传统诗歌不同的审美特征。对人的自我价值的重新确认，对人道主义和人性复归的呼唤，对人的自由心灵奥秘的探险构成了朦胧诗的思想核心。
（二）艺术特征
1.意象化、象征化和立体化，是朦胧诗艺术表现上的重要特征。朦胧诗高扬主体意识，以意象化方式追求主观真实而摒弃客观再现，意象的瞬间撞击和组合、语言的变形与隐喻构成整体象征，使诗的内涵具有多义性。
2.捕捉直觉与印象，用情感逻辑取代物理逻辑，以时空转换和蒙太奇造成诗歌情绪结构的跳跃性和立体感，使诗歌情绪内涵获得了弹性张力空间。
朦胧诗意味着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探索的再出发，意味着诗坛恢复了与世界现代诗坛的某些联系。
（三）“三个崛起”
三、第三代诗人
“第三代诗人”或称“新生代诗人”、“后新诗潮”的集体亮相是在1986年，《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以“现代主义诗歌大展”的方式集中介绍了由100多名第三代诗人分别组成的60余家自称诗派及其实验诗歌代表作品，如南京的“他们”，上海的“海上诗群”，四川的“莽汉主义”、“非非主义”、“整体主义”、“新传统主义”等等。
“第三代诗人”的诗歌观念：
（一）提倡“非文化”，“回到本身”，从表达文化、历史或政治理念回到诗，回到生命或事物本身，这是第三代诗学最基本的出发点。
（二）强调生命的体验性、感觉性和本真性。他们的创作以“解构”为核心，消解理想，反对崇高，诉求心灵自由，表现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和世俗人生中的个体的感性生命体验。
（三）语言上的特征为反意象、反修辞、口语化。企图还原到前文化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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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史 考研笔记
最新《中国当代文学史》考研笔记汇编
2019-04-17 44页 用App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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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考研[文学基础]科复习资料
《中国当代文学史》考研笔记
（考研期间根据根据[《中国当代文学史》 洪子诚，北京大学出版社] 整理）
中国当代文学指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今尚在延续的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属于我国的断代文学史之一。中国当代文学既是中国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发展延续，同时，它又是一个只有起点而没有终点的开放性的体系，是一个新的时代条件下不断变革发展的全新的文学历程。
第一编
第一章 社会文化背景
第一节 文化批判运动与文学的曲折发展
一、第一次文代会
1949年7月2日到19日，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后通称“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召开；茅盾和周扬分别总结了国统区和解放区文艺的成绩；大会选出了由郭沫若任主席，茅盾、周扬为副主席的全国文联领导机构；毛泽东文艺思想被确定为新时代为工农兵服务、与人民大众相结合的文艺总方针；起到了继承革命文艺传统，动员广大文艺工作者为创造新时代文艺而奋斗的重大历史作用；第一次文代会被视为当代文学的起点。
二、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和批判
《武训传》于1950年12月在全国上演；武训终生以行乞而兴办义学，受到统治者的赏识；不久，中共中央发文要求开展对这部电影的讨论，《人民日报》、《文艺报》等相继发表文章批评这部电影；毛泽东亲自撰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从1951年11月起，全国文艺界进行了范围广泛、声势浩大的整风学习运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文艺思想；对《武训传》的讨论与批判开了以政治运动对待思想批判、文艺争鸣的先例。
三、第二次文代会
1953年9月23日至10月6日，第二次文代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确定，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文艺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
四、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俞平伯是现代很有影响的一位红学家，在学术上有许多开创性的贡献，他研究的方法乃至观念颇受胡适的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当李希凡、蓝翎著文对此进行批评、置疑之时，得到了毛泽东的大力支持；在毛泽东的号召下，一场反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从针对俞平伯进而发展为针对胡适，由文艺界迅速扩大到全国思想战线，声势浩大地开展起来。
五、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
胡风把世界革命文艺理论及其实践经验与五四新文学战斗传统相结合，总结出了一套自成体系的文艺思想；1952年《人民日报》批评胡风等人的文艺思想“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1955年2月，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举行扩大会议，决定对胡风文艺思想展开批评，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批判运动，不久就升格为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1979年中央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这是建国后文艺界历时最长的一场悲剧。
第二节 政治的调整与文学的迷茫
一、“双百方针”
1956年5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具体内涵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这一方针的实施界限和范围“是人民内部的自由”；这极大地鼓舞了当时的知识分子，使他们逐渐从胡风事件的阴霾里走出，文学创作出现勃勃生机。
二、反“右派”斗争
1957年4月，中央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6月，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印发，《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7月，毛泽东撰写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随后，一场波及广泛的“反右”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一大批作家、艺术家、理论家被打成“右派分子”，他们的文章也被定性为“大毒草”而遭公开批判；文艺界这场扩大化了的“反右”斗争，使我国当代文学遭到极大的挫折。
三、“两结合”的创作方法
1958年3月，毛泽东提出“两结合”（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内容应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第三次文代会认为“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学“最好的创作方法”，“不只适用于文艺创作，也适用于文艺批评”。
四、毛泽东的两个“批示”
毛泽东在1963年和1964年对文艺问题两次“批示”，认为文艺领域“问题不少”，“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不执行党的政策”；不久，文艺界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毒草的运动；愈演愈烈的极左路线，几乎宿命般地逼近了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
五、《海瑞罢官》与文化大革命导火线
1965年11月，《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指责该剧“为彭德怀翻案”，“反对三面红旗运动”，全国主要报纸均予转载，成为“文革”的导火线。1966年2月，江青、张春桥等抛出“文艺黑线专政论”，宣称要“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1966年5月，中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阐述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由此“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
第三节 拨乱反正与文学的新时期
一、“伤痕文学”
是新时期的第一个文学思潮，“伤痕文学”提法源于1978年8月卢新华发表的短篇小说《伤痕》，而真正的发轫之作是刘心武1977年发表的《班主任》；同属“伤痕文学”的重要作品还有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这些作品揭露了“文革”灾难，描述了人们在“文革”中的悲剧性遭遇及其在人们灵魂深处留下的难以弥合的内在创伤，具有强烈的情感冲击力。
二、“伤痕文学”的文学史意义
作为新时期发出的第一声真实的呐喊，“伤痕文学”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对“人道主义”的继承：“伤痕文学”对“文革”进行了全面、整体彻底的否定，使人性得以复归，“人”地位得到重新确认，继承了“五四”人道主义传统，最好地诠释了“文学是人学”的 意义。
第二，在“伤痕文学”中，人们发现了久违了的悲剧精神。在极“左”路线严格规定下，几十年来，悲剧意识在文学中已经被迫消失。而到了“文革”结束后，蒙受了巨大灾难的人民萌发的第一种情感就是对这场具有深刻社会性的大悲剧的悲哀与愤懑。
第三，在“伤痕文学”中，开始注重对普通人的刻划，从而摆脱了十七年和“文革”中文学只能反映“工、农、兵”甚至只能以“英雄人物”为创作重心的教条规定，在表现对象上，出现了空前的广泛性，从而恢复了文学的“真实性”，恢复了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
第二章 诗歌
第一节 概述
一、1949—1978年间重要诗人和他们的代表作
郭沫若《新华颂》、臧克家《一颗新星》、冯至《西郊集》、卞之琳《第一个浪头》、 艾青 《欢呼集》、田间《天安门赞歌》《赶车传》、李季《杨高传》、阮章竞《新塞外行》、邵燕祥《到远方去》等。
二、1949—14978年间诗歌发展概貌
① 流派的贫乏畸变： 可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角度进行审视。先来看现实主义，新中国的成立使诗人们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欢乐感、自豪感，所以“颂歌”顺理成章地成了建国
初期的主题。诗人们不对社会生活作辩证地深入观照，而是仅对生活的“光明面”浮浅地描摹，然后唱出千人一腔的颂歌。特别是“文革”期间，由于意识形态的干扰使得诗坛的现实主义从单调贫乏到扭曲畸变，诗歌成了标语口号的罗列和政治概念的堆积，从而彻底丧失了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
再看浪漫主义，一些人回避现实生活中的矛盾，用神话代替理想，用矫情压抑真情实感的表达，催生了大批粗制滥造和伪浪漫主义的赝品。这种伪浪漫主义在 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兴起于 50年代、风靡整个60年代的政治抒情诗也明显存在类似问题。由于往往从不当乃至错误的政治观念出发，狂热地憧憬着一种神圣伟大的“乌托邦”，脱离生活实际和社会现实，因而内容贫乏空洞，情感虚假不真。这种反现实的伪浪漫主义的取向，既背离了五四新文学的精神，更背离了中国诗歌的传统。
② 体式的畸形化：虽然这一阶段自由体、格律体、半格律体、散文诗都还存在着，甚至还从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那里移植来了“楼梯式”或“阶梯式”。但就总的趋势来说，却同样是扭曲与畸形化。这主要表现在对民歌体的极端推崇，使其在各种体式中居于一花独尊的特殊高位，在诗的体式上也就不能不发生扭曲与畸变。
③ 诗美内涵的极端化：具体表现为美与善的严重分离，并把美与善分别推向其反面，变成工具和虚妄，从而失掉了美与善。首先，是竭力推崇所谓崇高美，致使审美意象贫乏单一，诗歌创作往往是从某种观念出发，用矫情代替真情实感的抒发，使诗美蕴涵由崇高沦为虚妄。其次是艺术情感的贫乏和艺术个性的泯灭，诗歌艺术情感贫乏甚至虚化。第三，由于极端地追求诗的社会功利（善），致使善与美分离并分别被推向自己的反面，使诗美逐渐沦丧，变成了政治的工具。
第二节 郭小川、贺敬之的诗歌
郭小川诗歌创作特色
① 鲜明的时代色彩，浓烈的革命激情 : 郭小川被誉为“战士诗人”，他的诗洋溢着强烈而真挚的激情。诗人热爱祖国的每一寸土地，每一棵草木，50年代，他热烈歌颂祖国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黑暗永远地消亡了/随太阳一起/滚滚而来的/是胜利和欢乐的高潮。”（《向困难进军》）。60年代，他把对党、对祖国的激情化作对祖国钢都、煤都、林海、草原、边塞、海防的礼赞，对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歌颂，在《厦门风姿》中诗人以浓墨重彩描绘这座地处海防前线的英雄城市“满树繁花、一街灯光、四海长风”，“百样仙姿、千般奇景、万种柔情”。从他的诗中，读者不仅能感受到时代的脉搏，历史的风云，而且可以咀嚼诗人关于人生、理想、生活、幸福的精辟见解。如《致青年公民》 《团泊洼的秋天》 和《秋歌》等
② 立意高远，哲理性强：他善于将从生活中领悟到的哲理加以诗意的表现。无论是抒情诗还是叙事诗，无论是描绘现实生活图景，还是对重大社会命题进行诗的议论，都努力从自己的理解中提炼出闪耀着思想火花的哲理，发人深省，促人向上。如在《青松歌》中，诗人赞美青松：“活着时， /为好日月欢呼；/倒下时，/把新世界建筑。”实际上是对革命战士高尚节操和英雄品格的赞颂，其中包含的人生哲理引人思索，耐人寻味。同类诗歌还有《望星空》《致大海》《白雪的赞歌》《致青年公民》等。
③ 艺术上博采众长，勇于创新：诗人曾努力尝试过多种体裁样式，如民歌体、新格律体、自由体、半自由体、楼梯式等，从中吸取营养，进而加以创新，以推动诗歌的民族化和群众化，更好地表达丰厚的内容，热烈的情怀。他吸取楚辞、汉赋的某些特点，融进民歌的优点，运用比兴相结合的“赋”的铺陈手法，创造了他所独有的相当格律化的诗体――“新辞赋体”。“新辞赋体”格局比较严谨，章节大致对称，大量采用铺陈排比、自然流畅、音调铿锵的长句体和短句体，铺张渲染、反复咏叹，增强了诗歌内部的严整，强化了诗的形式美、节奏美和抒情气氛，形成一种宏阔彭湃的气势。如《厦门风姿》、《甘蔗林—青纱帐》等，节奏感强而韵律鲜明，气势浩荡又婉转流畅，达到撼人心魄的艺术效果。“新辞赋体”是郭小川对当代诗歌的一大贡献，在我国诗坛上产生了广泛影响。
第三章 散文
第一节 概述
一、本时期重要散文作家和他们的代表作
碧野《天山景物记》、叶圣陶《游了三个湖》、茅盾《斯德哥尔摩杂记》、峻青《欧行书简》、何为《第二次考试》、 巴金 《生活在英雄们中间》、 冰心 《樱花赞》；吴伯箫《菜园小记》、曹靖华《忆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 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 、老舍《无名高地有了名》、刘宾雁《在桥梁工地上》、王石等《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黄宗英《小丫扛大旗》、穆青等《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唐弢《“言论老生”》、巴人《况钟的笔》、 邓拓《燕山夜话》 ；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在烈火中永生》、陶承《我的一家》、陈昌奉《跟随毛主席长征》、杨植霖《王若飞在狱中》； 丰子恺的《缘缘堂续笔》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
二、1949—1979年间的散文创作概貌
① 抒情散文的两次高潮：第一次发生在 1956年和次年的一段时间里，表现了作家要回到个人性情、体验上的努力，并探索个性化的表达方式和语言风格。第二次发生在1961年，并延续至1962年上半年。由于散文的理论建设和创作成果获得丰收，散文作家在探索个性化的表达方式和语言风格上，普遍重视借鉴我国古代散文和五四以来散文小品的艺术经验，注重诗意的捕捉、情感的抒发和语言的锤炼。
② 报告文学的涌动：在主题方面，主要集中在对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英雄们的热情讴歌；歌颂志愿军战士的英雄本色和中朝人民的深厚情意；报告社会主义建设的喜人成绩；揭露现实生活中的不良现象等。
③ 杂文的沉浮：本时期杂文主要包括 :歌颂新中国的变化和取得的成就；针对人们思想问题或论说革命道理的“思想杂谈”；对官僚主义、保守主义、教条主义等错误思想和不良作风进行针砭和讽刺；针对现实发表议论，将思想性、知识性和艺术性结合起来的知识小品等。
④ 史传文学的生长： 50年代前期，侧重于记写英雄人物；1956至1965年，史传文学逐渐地成为有计划、有组织的写作活动，形成了持续的创作繁荣；1958年，在群众文艺运动中兴起了文艺性“三史”（ 公社史、工厂史、部队史）的写作，记写劳动人民的血泪史、斗争史、翻身史和幸福史；进入60年代，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组织多方面人士撰写回忆录和自传，回忆了从晚清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约半个世纪里发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里的历史事件。
第二节 杨朔、秦牧、刘白羽的散文
杨朔散文创作特色
① 对 火红年代和普通劳动者的赞颂：杨朔总是将笔墨倾注到崭新时代背景下的普通劳动者，如《香山红叶》中的老向导、《荔枝蜜》中的老梁、 《茶花赋》 中的普之仁、 《雪浪花》 中的老泰山，他们在辛勤的劳动中寻求人生的意义，在日常的工作中体味生活的价值，作者满怀热情地表现了他们高尚的思想品质，歌颂了他们的崇高精神。对这些无名英雄的赞美，汇成了杨朔散文乐章的最强音。
② 独创的诗体散文风格：杨朔第一个明确地提出了“以诗为文”的艺术主张，在整体构思上通过托物言志、借景抒情使散文境界优美、诗意盎然，使描写的景物和抒发的情感交织在一起。如《雪浪花》借浪花来表现老泰山的性格和激扬的时代；《海市》借奇异的海上幻景展现今日鱼岛生活的兴旺美好；《茶花赋》借绚丽的茶花展现出祖国的欣欣向荣。
③ 布局精巧，语言凝练，意境深沉含蓄：他的文章讲究“起笔”，起势不凡；中间行文跌宕起伏、往复三折，见“曲径通幽”之妙；最后“卒章显志”，骤然翻出新意，含蓄止笔；但同时又力求变化多姿，讲究修饰文辞，注重锤炼语言，如《茶花赋》中“一脚踏进昆明，心都醉了”，一“踏”一“醉”，确属形神俱现、含义丰富。
第四章 小说
第一节 概述
本时期中短篇小说创作概貌
① 革命战争题材代表作：主要有王愿坚的《党费》、《七根火柴》，峻青的《黎明的河边》、茹志鹃的《百合花》等。
② 历史题材代表作：徐懋庸的《鸡肋》、师陀的《西门豹的遭遇》、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黄秋耘的《杜子美还家》、冯至的《白发生黑丝》、姚雪垠的《草堂春秋》、蒋星煜的《李世民与魏徵》、李束为的《海瑞之死》等。
③农村 题材代表作： 马烽 的《一架弹花机》、赵树理的《登记》、谷峪的《新事新办》、李凖的《不能走那条路》、 《李双双小传》 、秦兆阳的《农村散记》、康濯的《春种秋收》、马烽的《三年早知道》、西戎的《宋老大进城》、王汶石的《新结识的伙伴》等着重反映农村和农民的新气象；而像马烽的《我的第一个上级》、茹志鹃的《静静的产院》、西戎的《赖大嫂》、赵树理的《实干家潘永福》、张庆田的《“老坚决”外传》等则对农村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揭示。
④ 大胆“干预生活”的作品：王蒙的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刘绍棠的《田野落霞》、李国文的《改选》、李凖的《灰色的帆篷》、白危的《被围困的农庄主席》等。
⑤ 打破人性禁区、表现人性、人情的作品：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邓友梅的《在悬崖上》、 宗璞 的《红豆》、丰村的《美丽》、李威伦的《幸福》、陆文夫的《小巷深处》、高缨的《达吉和她的父亲》等。
⑥ 中短篇小说创作出现短暂转机时期的作品： 蒋子龙的《机电局长的一天》、李心田的《闪闪的红星》、孙健忠的《山鹰展翅》、侯建水的《路标》、张登魁的《带响的箭》等。
⑦ 重获新生的中短篇小说： 刘心武的《班主任》 、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卢新华的《伤痕》、莫伸的《窗口》、邓友梅的《我们的军长》、周立波的《湘江一夜》、王愿坚的《足迹》、成一的《顶凌下种》、李陀的《愿你听到这支歌》、宗璞的《弦上的梦》等。
第二节 茹志娟的《百合花》、王愿坚的《党费》
一、茹志娟《百合花》的艺术特色
① 构思新颖独特，表现重大主题：以战士向百姓借被子、保护伤员构成基本情节，以一床绣有百合花的被子为道具，表现了拥军爱民的重大主题。自然而巧妙地安排了一系列前后呼应的细节，对英雄人物的刻画起到了重要作用．
② 注重人物的心灵和情感的“诗化”：作者善于经营一些富于诗意的画面，让人物置身其中，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描摹人物的音容笑貌，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使她笔下的人物如山野的“百合花”一样圣洁、纯朴，透着自然的情韵和独特的诗意。
二、王愿坚小说特色及《党费》中的人物塑造
① 选材独特：王愿坚选择和表现了在当代文学创作中还涉及得不多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红军和苏维埃区域的斗争生活，表现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普通党员和军民所历经的英勇斗争、流血牺牲。《党费》集中刻画了女共产党员黄新这一典型形象。
② 大处着眼，小处落笔：注重描写一些平常的生活场景和细节以表现英雄性格，他不着力写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他善于捕捉英雄闪光的一刹那，以此来凸现人物的心灵之美和情操之美。如黄新作为一个普通的党员，舍不得把积攒下来的钱给女儿买衣穿、买东西吃，却把钱无私地献给了党。
③ 注重细节描写：他善于采用横断面结构的方法，用平实的语言讲述英雄的故事，不事形容和夸饰，而是在具体细节场面上用力，手法精雕细刻，艺术的感染力强。
第三节 “山药蛋派”、“荷花淀派”的小说
一、“山药蛋派”
“山药蛋派”又称“山西作家群”、“山西派”、“《火花》派”等；是由部分山西作家构成，以写农村题材小说为主的一个文学流派；起源于 40年代，繁荣于五六十年代；代表作家和作品有赵树理的《“锻炼锻炼”》《三里湾》、马烽的《我的第一个上级》《三年早知道》、胡正的《汾水长流》、西戎的《宋老大进城》《赖大嫂》等；作品多取材于山西农村生活，反映农村变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竭力追求小说的平民化、大众化和地域性特色，刻画了许多性格鲜明的农民形象，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二、赵树理小说的思想艺术特征
① 中国农村社会发展进程的形象化表现：它涉及到了农村方方面面的问题，如农业合作化、集体农庄，落后人物的转变，封建习俗迷信的根除等，如《三里湾》、 《“锻炼锻炼”》 等。
② 所塑造的“中间人物”是对现实主义的深化，是对农民形象的丰富性开拓。
③ 追求小说的民族化与大众化。 A . 根据农民的欣赏习惯，按照生活本身的逻辑写小说，故事有头有尾、首尾呼应、情节完整，一般先介绍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的身份和经历，然后紧紧抓住某一事物突出的特征，或者人物的某一显著特征，演绎故事。 B. 吸取了大量的民间口头语言，并对民间口语进行艺术加工，使其小说形成了一种真正的农民喜爱的口语化语言 , 体现了浓厚的地方性特色。 C 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以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叙述故事 , 加强故事的动作性叙述，轻人物心理刻画，而重故事进程。
第四节 杨沫的《青春之歌》、梁斌的《红旗谱》
一、杨沫创作概况
杨沫于193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发表了相当数量的短篇小说、报告、通讯和散文。1958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已经出版的作品有：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东方欲晓》、《芳菲之歌》、《英华之歌》；中短篇小说集《苇塘纪事》、《红红的山丹花》、《杨沫小说选》；散文集《不是日记的日记》、《杨沫散文选》、《大河与浪花》、《自白——我的日记》及电影剧本《青春之歌》等。
二、林道静的形象及其典型意义
林道静出生在官僚地主家庭，受过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教育，在意识的深层不可避免地烙上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印记。但她的生母又是被迫害而死的劳动妇女，她从小失去母爱，受尽封建家庭的折磨，这又形成了她富于反抗的性格，这种特殊的生活经历，使她有可能走上革命之路，同时又注定了她革命化过程的艰难。为了反对包办婚姻，她依然离开了封建家庭，走向社会，但她摆脱不了黑暗势力的包围，因而想以死来来表达对黑暗世界的最后诅咒。她的这种不幸遭遇，典型地反映了当时广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说明了个人反抗奋斗的软弱无力。后来她被余永泽搭救，并与之相爱、同居，但她仍然不时感到人生的苦闷。在共产党员卢嘉川的引导下，她逐渐投身于革命运动，最后，终于走出了狭窄的金丝笼，走上新的人生之路。经过农村阶级斗争的风雨和狱中的生死考验，她终于与旧我决裂，成为一名自觉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林道静所走的道路，可以说是对中国知识分子摸索前进过程进行的一次总结，她的成长道路，十分准确地概括了 30 年代知识分子的总体趋向，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和深刻的教育意义。
第五节 柳青的小说
一、柳青的小说创作
1936年用柳青笔名发表第一篇作品《待车》。 1946年创作了第一部反映陕北解放区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种谷记》。1951年创作了第二部表现陕北农民英勇支前的长篇小说《铜墙铁壁》。1959年《创业史》（第一部）问世，这是一部探索中国农民历史命运和生活道路的多卷本长篇小说，原计划写四部，“文革”到来，作者的写作计划被迫中断。
二、《创业史》中梁生宝和梁三老汉的形象创造
梁生宝十一个平凡而又高尚、踏实而有理想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在他身上，普通农民的传统美德和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典型地体现了 50年代农村社会主义新人的基本特征。作为一个普通农民，他平凡、勤劳、朴实、淳厚，生活的严峻磨练，培养了他的顽强坚韧和老成持重，也培养了他对苦难兄弟乐于相助的美德。而作为经过党培养教育的农民新一代，他身上的传统基质又升华为新的优秀品质：胸怀开阔、克己奉公、无私正直、富于自我牺牲精神。梁生宝性格的另一个侧面是对于党的事业的忠诚。到郭县买种子、进山割竹进行生产自救、整顿互助组、吸收白占魁入社等，都是从党的事业着想，表现了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可贵品质。可以说，梁生宝是一个富有时代特征的英雄形象。
梁三老汉是一个勤劳、务实、耿直而又思想守旧的老一辈农民形象。作为一个老式农民，私有观念和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生存方式使他因循守旧，对梁生宝走合作化道路不能理解，甚至反感；另一方面，由于他的阶级地位、旧社会艰难的创业经历和新时代给他的美好印象，使他本能地在精神上与党和政府很贴近，作家通过描写梁三老汉矛盾对立的双重性格，既写出了私有制对老一代农民的影响之深，又写出了党对他们引导和帮助的重要性，从而揭示了引导和教育农民的重大历史命题。梁三老汉的形象概括了相当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真实地再现了老一代农民弃别私有制、接受公有制所经历的艰难、痛苦的思想历程，是一个真实度、典型性非常高的形象。
三、《创业史》的心理描写
作者注重对人物的心理分析，总是对人物的思想和心理作一些提示、解说和剖析，以揭示人物深藏着的内心世界。如对梁生宝遇事爱思考的个性的描写，对富农姚士杰仇恨新社会的阴暗心理的揭露，对郭振山、改霞、梁三老汉的矛盾心理的分析都很精彩。因而，《创业史》可以说是一部表现农业合作化时期各阶段、各阶层人物形象的心理发展史。
第五章 戏剧
第一节 概述
本时期戏剧创作发展取得的成就
① 推陈出新”的戏曲变革：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的指导下，出现了两次戏曲变革高潮。第一次是在 1949至1957年，主要任务和成就体现在对传统剧目的“推陈出新”。1958至1976年，以京剧现代戏改革为标志，戏曲发生了第二次重大变革，出现了新的高潮。吴晗的《海瑞罢官》、田汉的《谢瑶环》、孟超的《李慧娘》是60年代初诞生的优秀新编历史剧。
② 高潮迭起的话剧创作：建国初期，话剧走在关注新生活的前列，老舍的《龙须沟》被誉为反映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生活的开山之作；胡可的《战斗里成长》描写了全国解放前夕部队生活。在 1956至1957年，出现了“第四种剧本”浪潮。杨履芳的话剧《布谷鸟又叫了》，反映了农村青年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追求自由恋爱、自主婚姻的新思想。岳野的《同甘共苦》、海默的《洞箫横吹》，赵寻的《还乡记》等作品都属于“第四种剧本”。老舍的《茶馆》则被视为“第四种剧本”中最优秀的剧作。1958至1962年间，历史剧的创作和评论异常活跃，产生了大量优秀或较优秀的历史剧，如郭沫若的《蔡文姬》、《武则天》，田汉的《关汉卿》、《文成公主》，老舍的《神拳》，曹禺等人的《胆剑篇》，朱祖贻、李恍的《甲午海战》等等。而沈西蒙等的《霓虹灯下的哨兵》则是“教育剧”方面的较为优秀的作品。
③ 辉煌一时的新歌剧： 1953年起，新中国歌剧开启了专业化和建立剧场艺术的历史帷幕，李伯钊创作的《长征》，是在歌剧舞台上表现领袖形象的首度尝试。
第二节 郭沫若、田汉的戏剧
郭沫若的历史剧《蔡文姬》的“剧诗”风格
① 从剧本内容看：在充分掌握历史资料的基础上，作者以“蔡文姬就是我”为创作基点，发挥高度的想像力，将蔡文姬独特的人生经历，安排在尖锐的矛盾漩涡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剧情跌宕起伏，摇曳生姿，把这位才华盖世古代女诗人的命运写得楚楚动人，充满诗意。
② 从人物设置看：不仅蔡文姬是一位诗人，剧中的另一位主要人物曹操也是一个诗人和文学家，剧中穿插的有关论说诗文的场景，也强化了该剧的“剧诗”色彩。当然，最为典型的还是剧作家根据时代需要对曹操的“反案”，塑造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体现了作者的艺术胆识，使全剧更具浪漫主义特征。
③ 从剧本的文字风格看：剧中的人物对话，大多是诗一般的抒情语言，尤其是在揭示人物内心矛盾时，更用大段的抒情诗般的内心独白。缠绵哀怨的《胡笳十八怕》贯串全剧，增添了作品浓厚的诗意。最后的一幕那首《重睹芳华》更是把全剧的抒情气氛推向了高潮。
第三节 老舍的戏剧
一、《茶馆》的民族化特征
老舍所有的话剧中，《茶馆》的成就无疑是最高的，它 以 1889 年戊戌变法失败、民国初期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统治时期为背景，通过旧北京一个“裕泰大茶馆”兴衰变迁的描写，反映了三个时代长达 50 年的历史风云变幻，是一部描绘半个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史诗性剧作，表达了腐败堕落的旧制度是人民痛苦的根源、只有新社会人民才能当家作主、彻底改变悲苦命运的重大主题。
剧作在历史内容、人物、艺术表现手段等等方面体现了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
① 《茶馆》展现的社会背景、生命形态、人们的情绪愿望等方面具备了鲜明的中华文化特征。
② 在戏剧人物与戏剧语言方面体现了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以民族化的语言活画了人物的民族性格。 ③ 《茶馆》具有突出的民俗文化特征。反映在《茶馆》中的民俗文化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这样两个方面。第一，各式各样的京华旧俗；第二，“满汉全席”的各色人物本身所具的民俗文化性质，从而构成了作品内容上的整体文化氛围。
二、《茶馆》的结构艺术
① 结构安排：《茶馆》表现了老舍大胆、独特的探索和创新，与传统话剧不同，这个戏没有贯串始终的故事情节和戏剧冲突，但人物众多（其中有台词的多达 50 人），细节极为丰富，因此有人称它为“图卷式的作品”。 由于矛盾的接触点与生活的横断面结合，形成了蛛网般的结构。 三幕戏就像三组风俗画，按照社会发展时序，选取一重大事变发生后的短暂时期，一幕反映一个时代，时间跨度极大，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一个缩影。
② 表现角度：作家选取了一个最有表现力的角度，就是裕泰茶馆，三幕戏都在这里展开。 “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 茶馆联系着广泛的社会生活，从茶馆的变迁和茶馆里出现的人物和事件中，折射出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
③ 以人物带动故事：为使跨度极大、情节松散、人物众多的《茶馆》保持连续性和整体感，在人物安排上，王利发、常四爷、秦二爷这三个主要人物自壮年到老年，贯串全剧，而几个次要人物则“父子相承”，使三个独立的横断面浑然一体。同时，每个角色都说自己的事，但又都与时代发生关系，扩大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
④ 亦悲亦喜的内在感情基调：全剧内在感情基调统一，在喜剧因素下面，隐藏着深刻的悲凉情调；在悲凉和绝望之中，又包含着对光明的确信。
第二编
第一章 社会文化背景
第一节 改革开放与现代主义的冲击
一、第四次文代会
第四次文代会于 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在北京召开；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召开的这次大会，全面总结了建国30年文艺战线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明确了新的历史时期文艺要为两个文明建设贡献力量的工作任务；重新确立了“发扬文艺民主”“创作方法多样化”等文艺政策；在中国当代文艺运动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二、“两为”方向
第四次文代会闭幕不久， 1980年1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代表中共中央正式宣布：今后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发展方向，不再使用“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并且确定 “两为”方向是“文艺工作的总任务和根本目的”，“不仅能更完整地反映社会主义时代对文艺的历史要求，而且更符合文艺规律”。
三、“三只报春的燕子”
指的是最早展露新时期文艺复苏迹象的三篇作品：白桦的剧本《曙光》、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
四、现代主义的冲击
80 年代初，西方现代的许多哲学思潮不断被引进，像“实用主义”、“现象学”、“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等均被一些文艺批评者所接受。与此同时，尼采、萨特、布莱西特、海明威、塞林格、卡夫卡、福克纳、乔伊斯、马尔克斯、川端康成、昆德拉等外国作家作品纷至沓来，不仅拓展了中国作家的艺术视野，而且起到了极大的示范作用。文学创作领域先后出现了“朦胧诗”、“意识流小说”、“探索戏剧”等具有现代主义特色的作品。随后，“黑色幽默”、“意象诗”、“荒诞戏剧”、“元小说”、“新新闻体”、“表现主义”等各类艺术表现手法，都陆续进入新时期文学，打破了创作方法单一的旧格局，创造了多样的艺术审美形态。
五、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
人道主义问题讨论始于 1978 年底，到 1983 年，共发表相关论文 600 多篇。 1983 年 3 月，为纪念马克思逝世 100 周年，周扬在发表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重要理论问题的探讨》，根据早期马克思的观点，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同样存在着人的“异化”问题，对解放后文学创作中否定“人”的现象做了全面深刻的质疑。代表“上层”出面批判周扬文章的是胡乔木，他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中对周扬做了严厉指责。由于该文不再是“学术讨论”，这场人道主义问题讨论随之停顿下来。
第二节 创作自由与审美意识的觉醒
一、“反思文学”
“反思文学”是继“伤痕文学”之后在新时期出现的第二个文学思潮；代表性作家作品有，茹志娟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谌容的《人到中年》、张弦的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 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张贤亮的《灵与肉》等；作品着重对“文革”、十七年甚至更早的历史事实进行思考，从而在意识形态、国民性等方面挖掘现实问题的根源，展开对“人”的价值的思索。
二、寻根文学
进入 80 年代中期，文坛出现 “文化寻根”热 ，作家们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他们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代表性作家作品有，阿城的《棋王》《树王》《孩子王》、韩少功的《爸爸爸》、张承志的《黑骏马》、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等；他们希望从“民族文化心理”的层面，解答为何中国会出现“文革”十年动乱乃至自盛唐以来国力衰落的疑问； 这是新时期首次出现的以明确的理论主张倡导的、理论与作品同时出现的完整意义上的文艺思潮。
三、改革文学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许多作家开始把目光由历史拉到现实，关注现实中的改革发展，形成了风行一时的“改革文学”；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被公认为“改革文学”的开篇之作；其他如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何士光的《乡场上》、张一弓的《黑娃照像》、贾平凹的《鸡窝洼的人家》、柯云路的《新星》、蒋子龙的《机电局长的一天》等；着重表现对农村和城市改革出现的新气象的肯定，对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障碍和热点难点问题的思考，体现了作家对社会、时代的广泛思索。
四、先锋实验文学
是指 80年代中期出现的一批作家以借鉴西方现代主义创作方法为主进行的文学创作，代表性作家作品有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魏明伦的《潘金莲》等；这些新异乃至怪异的“先锋实验”之作，以独特的审美方式和艺术构造，带给人们崭新的审美感受，展露了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与中国当代实际相结合产生的巨大艺术能量，对人们艺术观念的革新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五、大众通俗文学
大众通俗文学从 80年代初经由港台传入，以武侠、侦探、言情小说为代表，伴随着文化市场的不断繁荣，大批消费者的形成，作品数量猛增，如何顿的《只要你过得比我好》、王安忆的《长恨歌》以及王朔的小说及影视作品等，逐步形成与精英文学、主流意识形态文学并立状态。
第三节 社会转型与文学精神思想的失调
一、“新写实小说”
又称“新写实主义”， 80年代末出现的文学思潮，代表性作家作品有池莉《烦恼人生》、方方《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刘震云 《一地鸡毛》 等；他们热衷于对现实生活进行近乎自然主义的“生活流”细节描绘，崇尚对现实的“原生态”表现，刻意避免在叙述中掺杂作者的主观感情色彩；在这种观念支配下，其创作呈现出新的气息，一时成为读者喜爱的新的小说形式。
二、新历史主义小说
80 年代末出现的文学思潮；莫言的《红高粱》被认为是新历史主义的“开山之作”；其他主要作家作品有黎汝清的《皖南事变》、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等；新历史主义在真实观、历史观和艺术观上都带有明显的反传统色彩，追求对题材的抽象和超越，把题材、人物、事件仅仅当作一种背景，主要表现主观体验和人物心灵，拓展了作品的思想容量。
第二章 诗歌
第一节 概述
一、“归来的诗人”
“归来的诗人”主要指由于政治及其相关的原因， 50年代中期以来被迫完全终止创作或根本不能公开发表作品，到70年代末期又陆续回到诗坛的诗人。具体包括：
① 在 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中受到牵连的诗人，如绿原、牛汉、曾卓、罗洛等；
② 在 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的诗人，其中既有在三四十年代成名的艾青、穆旦、唐祈、唐湜等，也有在50年代初露头角的公刘、邵燕祥、白桦、流沙河、昌耀等；
③ 在五六十年代褊狭的艺术观念支配下从诗坛上自觉消失的诗人，如辛笛、郑敏等。
二、“崛起的一代”
“崛起的一代”主要指 70年代末期以后涌现的年龄在20岁至40岁之间的青年诗人。具体包括：
• 延续五六十年代诗歌主流“传统”的诗人，如雷抒雁、张学梦、叶延滨、杨牧等；
• 在“文革”中成长的具有反叛和变革意味的朦胧诗人，如食指、北岛、舒婷、顾城等；
• 80年代以后出现的 更年轻的诗人 ，如海子、骆一禾、西川等。
三、本时期诗歌发展的三个阶段
① 第一阶段 1978年到1980年，为历经劫难的诗人“归来”和延续“传统”的青年诗人“歌唱”的阶段；
② 第二阶段 1980年到1986年，这是具有叛逆和创新意识的新一代诗人，即朦胧诗人崛起并得到认可的阶段；
③ 第三阶段 1986年到1989年，一批更年轻的诗人以民间群落形式突破朦胧诗，寻求更加自我的诗歌精神的阶段，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90年代诗歌的主力。
四、本时期诗歌发展的总体特色
① 对诗的真实性的普遍关注，这是对前一时期诗歌，尤其是十年动乱中所出现的虚伪和矫情的反拨和矫正；
② 对诗的个性化的自觉追求，不管是对国家社会的历史现实，还是对个人自我的心灵世界，都坚持一种独立的思考立场；
③ 对诗的本体建设的高度重视，从诗体形式、意象结构到语言句式，都被不断地变革和翻新。
第二节 朦胧诗及其有关诗人
一、朦胧诗
新时期重要的诗歌创作潮流，因其在艺术形式上多用总体象征手法，具有不透明性和多义性而得名；代表性诗人和作品有，北岛的 《回答》 、舒婷的《致橡树》、顾城的《一代人》等；曾创办民间诗歌刊物《今天》；侧重表达对 “文革”政治神话的抗争和反思，对自身价值的追问与探求，对自由理想的追寻；从整体上改变了当代诗歌的基本格局和基本风貌。
二、关于朦胧诗的争论
朦胧诗这一名词首先出现在 1980年8月《诗刊》发表的章明的文章《令人气闷的“朦胧”》中。朦胧诗最早可追溯到一群插队在白洋淀及周围地区的知青诗人组成的“白洋淀诗人群落”的地下创作，有黄翔、食指、芒克、多多、根子等。“文革”结束后，一些具有相似风格和倾向的诗歌作品开始更多地出现，包括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等人的诗作，遂形成一股创作潮流。
朦胧诗曾导致了一场长达十年之久、广泛激烈的论争。论争由公刘的一篇文章《新的课题——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引发，论争的意见大致有三种：
• 认为这批青年诗人的诗作是新诗史上的“新的崛起”，代表着诗坛的希望；
• 认为是一种数典忘祖、食洋不化的现象；
• 认为朦胧诗可以存在，对青年人的创作既要热情鼓励又要正确引导。讨论使朦胧诗的概念有了比较确定的含义，人们的诗歌观念也得到了积极反思与发展。
三、朦胧诗独特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
朦胧诗的内容特征：
① 从人道主义、个性主义的价值角度对动乱年代的苦难历史、人性毁灭、理性沦丧进行反思与批判；
② 对自由人格的追求和对奴性人格的否定，对个体价值的肯定和对主体情感的宣泄，并表现完成这一过程的强烈愿望与 信念，体现有一定的自我反思精神。
③ 重建了一整套不同于十七年诗歌中的那种价值与信念。
朦胧诗的审美艺术特征：
① 打破现实主义审美模式，由写实转向写意，由具体转到抽象，由物象转到意象，由明晰转向模糊，着重于表现多变、曲折和复杂的主体世界。
② 打破过去诗歌线性因果或单向直抒的方式，以主体情感和情绪流动的内在曲线结构作品，情感呈散点辐射状态，主题的多义性和情感的多向性代替了过去的平面状态，在结构上实现了真正的“自由”。
③ 多用象征、暗示、通感等，用意象的模糊性取代形象和意旨的明确性，闪烁的意念、跳跃性的转递切换、瞬间感伤的捕捉等等，是其典型特征。
第三节 海子的诗歌
海子诗歌主要内容和艺术特色
① 自然之爱：海子将自己童年与少年时代 15年在乡村的生活经验，凝结成一个个质朴、单纯的世界：麦地、村庄、月亮、天空等，他把景色的元素变成了诗的语言和呼吸，对大自然元素怀有不可质疑的感恩之情，对苦难而辽阔的“麦地”进行一而再、再而三的歌咏，如《麦地》：“这时正当月光普照大地/我们各自领着/尼罗河、巴比伦或黄河/的孩子 在河流两岸/在群蜂飞舞的岛屿或平原/洗了手准备吃饭”，在海子笔下，自然其实更多的是他儿时的乡土，诗意与苦涩交替出现在他的诗行，“荒凉的山岗上站着四姐妹/所有的风只向他们吹/所有的日子都为他们破碎”（ 《四姐妹》 ），眷恋、感恩、忧伤这些朴素而强烈的感情纠结在一起，成了海子诗歌反复咏叹的主题。
② 悲剧色彩：海子执着追求生命、追求存在的意义； 同时，他又看到了这生命在黑暗中所注定要遭受到的阻力，不得不去表现生命的痛苦。“黑夜从大地上升起 /遮住了光明的天空/丰收后荒凉的大地/黑夜从你内部上升”（《黑夜的献诗》），环境的压力，现实的逼迫，这使诗人陷入幻觉之中，也导致了海子诗歌艺术的悲剧色彩。
③ 神秘美感：海子的诗歌仿佛是一堆古瓷的碎片，在不完整的残缺中，却给人一种神灵般的启示和诱人的美艳。读他的诗，会有一种难于把握的恍惚不定的感觉，但这感觉又是独特的，而且是十分确切的。理想的境界与现实的“废墟”，冲撞而又交错的意境，赋予海子的诗以强烈的个性化的特征：“当我没有希望 /坐在一束麦子上回家/请整理好我那零乱的骨头/放入那暗红色的小木柜。带回它/像带回你们富裕的嫁妆”（《莫扎特在<安魂曲>中说》）。
第四节 艾青的诗歌
一、艾青新时期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
① 独特思考，主要是对当代中国现实政治作出思考，如《在浪尖上》和《迎接一个迷人的春天》等。
② 视野开阔，有着浓郁哲理倾向的诗篇，流露出诗人试图把握人类历史乃至大千世界运行规律的努力，如《光的赞歌》、《古罗马的大斗技场》、《向海洋》等。
③ 即兴短章，通过眼前的物象阐发哲理，在看似随意的发挥中找到意象的哲理归属，如《盼望》、《盆景》、《镜子》、《山核桃》等。
④ “域外题材”，大多是记游式的随感短章，如《慕尼黑》、《维也纳的鸽子》、《芝加哥》等。
二、艾青“宏观抒情诗”的艺术特色
重返诗坛的艾青，为了解决诗歌创作中出现的政治激情澎湃而诗情淡薄，生硬和缺乏形象性的不足，选择了“宏观抒情”这一磅礴大气的艺术形式。
所谓“宏观抒情”就是试图从纵深的时间过程和开阔的空间范围来把握个人和民族历史的艺术追求，是面对国家、民族、人类，甚至全宇宙所作的抒情。
艾青总是从艺术辩证法出发去观察体验生活，又从这些艺术地再现的生活中探求到了宇宙、社会以及生活的辩证规律；以意象的如实的微观，层层推演到象征的宏观甚至无限，最终完成一个巨型的艺术构思。如《光的赞歌》通过回顾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光明与黑暗的搏斗，艾青以他全部的感情，气势磅礴地讴歌了“只知放射，不求报偿”、“大公无私，照耀四方”的光明，着力地鞭挞了“凝固得像花冈岩似的”黑暗。诗中袒露出来的诗人对政治和人生的见解，体现了诗人的宇宙观、历史观和美学理想。
这一类作品不直接表现社会政治事件，也很少表露作家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情感内涵，作者有意让诗歌和具体的历史事实保持一定距离，并借此来完成“将对个人遭遇的关注升华为对具有普遍性的人的心态的概括”。艾青这种处理题材的方法，使其诗歌从描述事实的层次上升到哲理的层次。在《光的赞歌》中，艾青成功地运用象征手法，通过光这个具体可感同时又凝聚哲思的亮丽雄奇的形象，诗化地反映了诗人对人生的广博深思，对人类文明发展历史的精微观察透视，对现实社会的富有胆识的剖析，表达了诗人对人类的前途、理想的确信，并借对光的赞颂而肯定和颂扬了一切美好的事物，既有感染力又有启迪意义。
第三章 散文
第一节 概述
一、“哀悼散文”重要作家作品
① 悼念领袖人物类：毛岸青和邵华的《我爱韶山的红杜鹃》、巴金的《望着总理的遗像》、何为的《临江楼记》、杜宣的《刻骨铭心的教诲》、廖承志的《我的吊唁和回忆》、曹靖华的《小米的回忆》、陶斯亮 《一封终于发出的信》 、薛明《向党和人民报告》；
② 悼念在“文革”中受冤屈死的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类：楼适夷《痛悼傅雷》、柯岩《哭李季》、丁宁《幽燕诗魂》、黄宗英《星》、金山《莫将血恨付秋风》、陈荒煤《忆何其芳》等。
二、“反思散文”重要作家作品
巴金《随想录》、杨绛《干校六记》、丁玲《“牛棚”小品》、冰心《怀念老舍先生》《悼念林巧稚大夫》《悼丁玲》、陈白尘《云断梦忆》《牛棚日记》、萧乾《一本褪色的相册》《北京城杂忆》、黄秋耘《丁香花下》《雾失楼台》《“十年生死两茫茫”》、柯蓝《在记忆的海洋上飘荡》、赵丽宏《死亡余响》、韦君宜《故国情》《似水流年》，柳萌的《心灵的星光》 。
第二节 巴金的散文
一、《随想录》的创作过程
“文革”中，巴金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妻子亦被迫害致死，经历了沉痛的“文化大革命”后，饱经沧桑的巴金，一改解放后欢乐与歌颂的创作基调，将自己凝重的沉思汇集于《随想录》。
巴金自 1978年底在香港《大公报》开辟《随想录》专栏，从1978年12月1日写下第一篇《谈〈望乡〉》，到1986年8月20日写完最后一篇即第151篇《怀念胡风》，其间历时8年，陆续出成5集，按时间先后分别为《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和《无题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 5个集子又总称《随想录》。1987年9月，由三联书店结集出版合订本，全书共42万字。
二、《随想录》的思想价值
① 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巴金带着个人深刻的认识和痛苦的经历，站在亿万人民的立场上，对“文革”进行反思，这是《随想录》的基本思想，在《我的噩梦》《人道主义》等文中，对“文革”中的现象进行重新审视、分析、批判、探索，深刻认识这场“革命”的性质及其产生的思想和历史根源，反复思考“人为什么变成兽”等问题，触及到“文革”的本质，表现了大胆解放思想的勇气，以实践检验真理的胆识。
② 痛定思痛的自我忏悔：在总结清算“文革”的基础上，巴金反思自身，对自己在“文革”中所做的一切违背真心的选择，作了严肃的自我解剖、自我反省、自我谴责和自我批判，不仅揭示了“文革”产生的原由和危害，也不仅对自己曾经失去独立人格进行追悔，而是想把对自我的谴责与对民族心理和性格弱点的反思连在一起，力图体现出一种立足自我又超越自我的勇气，因而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如 《怀念萧珊》 ，在痛苦地责问自己、解剖自己的同时，不仅祭奠了自己的亡妻，也在怀念着所有在十年浩劫中冤死的灵魂；相同题材的还有 《小狗包弟》 。
③ “ 写真话，吐真情，求真理”的创作态度：巴金以赤子之心勇敢地探求真理，是贯穿于全书的基本精神，无论对社会问题还是对文艺问题，都能直言不讳，表现出一种无畏的批判精神，而且不乏深刻的见解，体现出一定的思想价值。
第四章 报告文学
第一节 概述
本时期报告文学创作概貌
报告文学 创作大致以 80年代中期为界，可分为两个时段。
① 80年代中期以前，以写人物尤其是当代新人形象为主，主题取向的主旋律意识也颇为鲜明。它最先关注的是知识分子的命运。老作家徐迟捷足先登，在短短的一两年内，写出了 《哥德巴赫猜想》 等一批高质量的作品。紧接着，大批歌颂知识分子的报告文学源源不断地涌现。如 黄宗英的《大雁情》、 柯岩的《船厂》、 陈祖芬的《祖国高于一切》 、理由的《高山与平原》、黄钢的《亚洲新大陆的崛起》等。此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报告文学的题材渐见泛化，各式人等、各种社会问题陆续进入了作家的视野。特别是在社会批判方面，得到了普遍的强化和重视。刘宾雁的《人妖之间》 、程树榛的《励精图治》、袁厚春的《省委第一书记》、乔迈的《三门李轶事》等，就突出地体现了报告文学参与现实、干预生活的功能，因而也赢得了社会的广泛欢迎和好评。
② 从 80年代中期起，报告文学创作由一人一事的“小景观”的描绘转向宏观整体的“全景式”的把握，由对人物命运的关注转向对重大的社会问题的关心，由艺术审美转向写实纪实，作品的信息密集度和思辨抽象化大大加强。像钱钢的《唐山大地震》，李延国的《中国农民大趋势》，张胜友、胡平的《世界大串连》，贾鲁生的《亚细亚怪圈》，涵逸的《中国的“小皇帝”》，大鹰的《志愿军战俘纪事》等，都是其中优秀的代表作品。它们有的报告政治和经济生活，有的关心道德文化建设，有的忧虑生态环境现状；从国际关系到民族历史大事件、儿童教育，从国家大政到家庭婚姻、青少年早恋，都普遍地具有规模恢弘、视野开阔、客观写真、生活容量博大以及思想力度强劲的特点，从而给报告文学的发展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气象。
第二节 徐迟的报告文学
徐迟“诗化”报告文学的主要特点
① 诗的构思：徐迟善于从大量的原始素材中选取富有典型意义的生活细节，抓住人物行动的一刹那来谋篇布局，把全景与特写相结合，构成动人的生活画面。如《在湍流的涡漩中》一文，他将周培源在黑暗与光明搏斗之际的悲愁和欢乐，高度集中在一天去写。这种高度“浓缩”、“集中”的写法，打破了一般报告文学的惯例，使它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更具有生动性和形象性。
② 诗的想像：徐迟的报告文学在恪守真实性原则的基础上，往往具有丰富而奇特的想像，让读者随着作者的神思遐想，看到科技领域中那色彩缤纷、诗意盎然的动人画面。如《哥德巴赫猜想》写陈景润所要攻克的数学命题时，作者把形容它们是“空谷幽兰、高寒杜鹃、老林中的人参、冰山上的雪莲、绝顶上的灵芝、抽象思维的牡丹”，充满诗意诗情，使作品具有浓厚的诗的色彩。
③ 诗的文辞：在语言文辞上，徐迟突出地显示了其诗人的气质和长处，努力运用将诗情与哲理高度统一的语言，同时吸取古代文言和“欧化”的语言精华，尤其是古代骈文的排比、对偶和“欧化”长句的运用，从而形成了诗理互渗，描写、抒情与议论熔为一炉的语言特色。如“只见大自然抖开了丝绸，甩开了锦缎，大幅大幅的铺在中国大地上。它们覆盖起一座一座山峰，使整座整座山峰都如同穿上了剪裁合身的最时新的艳丽的衬衫和裙子”（《生命之树常绿》）。
第五章 小说
第一节 概述
本时期重要小说作家作品
① “伤痕文学”代表作家作品：刘心武《班主任》、 卢新华《伤痕》 、王亚平《神圣的使命》、郑义《枫》、孔捷生《在小河那边》、陈国凯《我应该怎么办？》、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遇罗锦《一个冬天的童话》、竹林《生活的路》、莫应丰《将军吟》、古华 《芙蓉镇》 、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
② “反思文学”代表作家作品：王蒙《蝴蝶》《悠悠寸草心》 《活动变人形》 、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张贤亮《灵与肉》、《绿化树》，鲁彦周《天云山传奇》，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剪不断的红丝线》、叶蔚林《蓝蓝的木兰溪》、韩少功《西望茅草地》、李国文《月食》 《冬天里的春天》 、高晓声 《陈奂生上城》 《李顺大造屋》、陆文夫《美食家》《井》、张炜《古船》等。
③ “改革文学”代表作家作品： 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开拓者》》《锅碗瓢盆交响曲》、王蒙《春之声》、何立光《乡场上》、柯云路《三千万》《新星》《夜与昼》、邓刚《阵痛》、高晓声《水东流》、 贾平凹 《鸡窝洼的人家》《浮躁》、路遥 《人生》 、水运宪《祸起萧墙》、张贤亮《男人的风格》、张洁 《沉重的翅膀》 、李国文《花园街五号》等。
④ “寻根文学” 代表作家作品： 阿城 《棋王》、 韩少功 《爸爸爸》《女女女》、 张承志 《残月》、 王安忆《小鲍庄》 、李杭育《最后一个渔佬儿》等。
⑤ 先锋文学 代表作家作品：刘索拉《你别无选择》、徐星《无主题变奏》、马原《拉萨河女神》《冈底斯的诱惑》、 残雪《山上的小屋》 、洪峰《奔丧》《极地之侧》、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格非《迷舟》、孙甘露《信使之函》、苏童《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等。
第二节 刘心武、蒋子龙的小说
一、刘心武的小说创作
① “问题小说”阶段： 以 1977年11月发表 《班主任》 为开端，在一年多时间内，连续发表《爱情的位置》、《醒来吧，弟弟》等十多篇小说。《班主任》是刘心武的成名作，作品通过对两个不同类型的青少年谢惠敏、宋宝琪所受到的“四人帮”愚民政策的戕害，最早揭露了文化大革命对人们尤其是青少年造成的精神内伤，发出了“救救孩子”的焦灼呐喊，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在文坛和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小说打破了文坛的僵滞局面，给沉寂、封闭的文坛冲开了一个突破口，预示着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回归，被视为新时期文学的开端。
② “写人生”小说阶段：1979年发表的《我爱每一片绿叶》是刘心武从“问题小说”向“写人生”小说过渡的标志。这一阶段，刘心武的小说更注重写人物的命运和遭遇，写人与人的关系，写人的心灵、人性和人情。《如意》是这一阶段的代表作。
③ “文化小说”阶段： 1981年中篇小说《立体交叉桥》的发表标志着刘心武小说创作进入第三阶段，他开始把笔触深入到北京市民的世相心态上，比起前一阶段的创作，更多了一层文化色彩，更具有一种艺术美的内在魅力。这个阶段的代表作是 《钟鼓楼》 。
此外，刘心武的“纪实小说”也产生了广泛影响。
二、刘心武小说创作的人道主义特色
从创作《班主任》开始，刘心武就将关注的重点聚集于人的内心与精神世界，尤其是对社会底层的普通人的关注和同情，力图唤起人们心中的良知和爱，体现了他强烈的人道主义色彩。他曾说，自己所追求的就是“从写实入手，去探索人的心灵，或说是灵魂，干脆说是人性”。小说《如意》表现了普通工人石义海和前清贵族小姐金琦纹各执一柄“如意”而终于没有如意的爱情悲剧，为久被压抑与遏制的人性、人道主义呼号呐喊。在石义海这个人物身上，突出地体现了普通劳动者身上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人性美。他出身贫苦，他佩服共产党就是心里面觉得“共产党不糟践人”，他认定“人对人不能狠过了限”，因而处处与人为善。但就是这样善良的老实人在现实生活中却得不到好报，最后只能在无望的爱情中孤寂地死去。
刘心武小说创作的人道主义特色突出地体现在：他肯定了人性需要的合理性，对扼杀人性的环境予以毫不留情的鞭挞，并希望唤起人们的自觉意识，建立和谐的社会环境和人际关系，去溶化十年动乱在人们心中累积的坚冰。
第三节 谌容的《人到中年》、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
一、谌容《人到中年》的现实意义
《人到中年》是 谌容小说 的代表作，也是新时期文学复兴的标志性作品之一。 1980年，《人到中年》一问世，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陆文婷的“断裂”、傅家杰的未老先衰和姜亚芬夫妇的出国，揭示了中国一代中年知识分子在庄严的责任感、神圣的使命感和不胜负担的工作重担、生活重担之间的矛盾困扰。作品尖锐而深刻地提出了人才问题、中年知识分子问题、以及知识分子政策等问题，在此基础上，小说进一步把中年问题加以升华，提到人生价值这一更具根本性和普遍性的高度，使作品具有不同凡响的现实性和尖锐性。
二、陆文婷形象及其意义
《人到中年》 在凄婉细腻的心态描写中，展示了陆文婷这一普通、平凡的中年知识分子形象。当了 18 年眼科医生的陆文婷既非主治医生，也不是党员，无职无权，无名无位；一间陋室，两袖清风，家徒四壁，饱经忧患，但一直任劳任怨，默默奉献。从第一次拿起手术刀，到像“一茎瘦草”而枯倒，她的手术刀从未因政治的冲击而卷刃，从未因“超负荷运转”而变形，也从未因病人身份的不同而利钝不一。作品还通过陆文婷的爱情和家庭生活的描写，充分展示她作为妻子、母亲等角色的女性美。在事业、家庭两副重担下，最终心力交瘁，濒临绝境，即使在昏迷之中，在她的潜意识里出现的，仍然是病人一双双盼望见到光明的眼睛。陆文婷这个人物形象最震撼人心的地方，在于一个最普通、最平凡的人物身上那高尚的品格和极其艰难的处境的强烈对照，在于她以温柔文静、谦抑克己的外观呈现出来的献身精神所具有的某种悲壮美。
三、“马列主义老太太”的艺术形象
“马列主义老太太”秦波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夫人，言辞上冠冕堂皇，满口马列词句，实际上却据权势以营私利，庸俗不堪。强烈的优越感、夫贵妻荣的特权思想是秦波思想的核心，但又借助革命词语、冠冕堂皇的理由和貌似亲切的语气加以包装，开口闭口“我的同志哟！”实际上却是盛气凌人、惟我独尊、目空一切、颐指气使。这个人物虽然着墨不多，却神情毕肖，是谌容对新时期文学的一个独特贡献。
第四节 王蒙的小说
一《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中的刘世吾形象
作品中的刘世吾是一个革命意志逐步衰退的领导干部形象，作品成功地表现了他从一个革命者蜕变为官僚主义者的真实面目。刘世吾有一句口头禅“就那么回事”，他似乎什么都了如指掌，也什么都看透了，对工作中的缺点、干部中的问题，不是看不见，而是无动于衷，失去了理想，随波逐流。他善于找出各种理由，诸如工作要分清轻重缓急啦，条件不够成熟啦，缺点是前进中的缺点啦等等，把自己的官僚主义作风和蜕变的灵魂掩盖起来。作者也写了他对昔日斗争生活的怀恋，自己对现状的不满，写出了一旦“条件成熟”后雷厉风行的果断行动，从而使这个人物更加真实可信。
二、王蒙对“意识流”等现代创作艺术手法的吸收和借鉴
① 立足于民族性和现实性的 思想内容：从《布礼》开始， 王蒙 大胆吸收“意识流”的表现形式，用人物的心理活动来结构作品，表现主人公心灵变化的历程。《夜的眼》 《春之声》 进一步表现了特定的历史转折时期，人们的典型情绪和感受。这些小说所表达的主题、思想诸如历史的阵痛、灵魂的扭曲、生命力的压抑、理想的失落与寻找、两代人的精神隔阂与沟通等，都牢固地立足于民族性、现实性，打上了鲜明的民族和时代烙印。
② 追求题材和手法多样性的创作原则：王蒙意识流小说不像西方意识流小说那样晦涩，在借鉴意识流让大量的感官印象和意识流动进入作品，从心理角度来处理时间次序和空间位置等手法的同时，还糅入中国传统艺术手法如白描、比兴、象征、主观感受与夸张变形、幽默讽刺滑稽、杂文式的嬉笑怒骂、巧合、悬念、戏剧性冲突的运用、作者的旁白与人物的独白、对比、反衬、正衬、空白与停顿、各式各样的心理描写等等艺术手法，使他的“意识流”小说具有开放的品格。
③ 充满诗情画意的文风：王蒙的意识流小说意象明丽，文风飘逸清新。《春之声》写岳之峰坐在闷罐子车里的印象、见闻、感触，写回荡在主人公耳边的《春之声圆舞曲》的旋律，写出了他心中的希望和在闷罐子车里发现的诗意。《海的梦》写年逾五十的翻译家缪可言失去了青春的海的梦，却窥见了海的魂，生命终于获得了高扬起来的力量：“爱情、青春、自由的波涛，一代又一代地流动着，翻腾着，永远不会老，永远不会淡漠，更永远不会中断，它们永远和海，和月，和风，和天空在一起”。可以说，王蒙的意识流小说是对西方意识流小说的改造，因而被称为“东方化意识流”。
第五节 汪曾祺的小说
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色
① 浓郁的乡土风俗画描写 ：汪曾祺的小说是一幅幅清新隽永、淡泊静雅的风俗画，由于对故乡的热爱和对苏北水乡风土人情的谙熟，使得他描述起来潇洒自如，而且大量的风土人情描摹有着深刻的人生内涵。在汪曾祺笔下，地方风俗多靠人物来体现。风俗即人，这是他和很多作家最显著的区别。 《大淖记事》 近一半篇幅写民情风俗，这正是大淖人自然恬静天性的写照，小说中十一子和巧云追求爱情的方式同大淖风情相和谐，使人很难分出哪些是写人物哪些又是写风俗。风俗和人物浑然一体、自然天成、交相辉映地体现出民间生活的本真生命形象和人格取向。
② 鲜明的传统哲学意识和审美态度：汪曾祺的小说融会了儒道互补、儒内道外的哲学意识和民间文化的生存意识。其人物大多重入世、重实践、重世俗，又不为功名利禄所左右，追求自由放达的人生。无论是 《大淖记事》还是 《受戒》 ，汪曾祺所塑造的主人公都具有善的本性，他们那可以死，可以生的爱情故事，浸染着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真谛。当然，在描写传统的真善美人物的同时，他也对人性的丑恶发出了深沉的喟叹，对于自私、自卑、平庸、麻木的心理状态有所针砭。
③ 小说散文化： a、 重氛围描写：《受戒》开篇用了几千字来写庵赵庄一带的风景，“出于生计当和尚”的习俗以及佛门净地的人间烟火。真正写主人公明子和小英子的文字并不多，这样就消除了一般小说中的“戏剧化”设计，显示出日常生活的自然状态。 b、 轻情节结构：汪曾祺小说的结构大都散漫随便，貌似随笔，无拘无束，随物赋形，姿态横生，《桥边小说三篇》、《故人往事》等作品都是信笔拈来，一地一景一人一事娓娓道来，其间还借用中国画中的“横断云风法”，插入一些风俗轶事的片断，等到人去事散后，小说也在读者不知不觉中结束了。 C、 散文化的语言：他的叙述语言简洁干净，文白相间，雅俗互现。雅则简洁冲淡，不乏幽默情致，俗则贴近口语，多用短句，质朴鲜活。在追求生活语言的色、香、味，让人感到清新自然的同时，又讲究文学语言的妙、绝、雅，令人觉得韵味悠长。
第六节 莫言、马原的小说
一、莫言小说的思想艺术特征
① 生命意识：一方面表现为莫言小说描写了中国北方农村的生存状况：艰难的生存条件和充满野性的顽强生存；另一方面，这种生命意识在莫言小说中也表现为对人性中一种永恒不灭的生命渴求。
② 独特的艺术感觉：莫言大胆地以富有张力的感觉描写取代了对对象的描写刻画，以感觉的奇异超常取代了描画的逼真酷似，甚至以感觉的变异夸张等来组织故事的文本形态。这使他笔下的生活具有湿漉漉、毛茸茸的原生状，又富有超越常情的浪漫感。
③ 想像性与神奇感：在莫言的笔下，通过想像，小说构思奇诡，其中最具创意的是打破“过去”的连续性，让一个隔代的叙述者在现在、过去之间穿梭往返，使先辈生活的历史成为当下的每一个“现在”包围和缠绕的瞬间。这样，故事时间与叙述时间，叙述者与人物之间就产生了很大的艺术张力。
二、《红高粱》的艺术成就
① 以敢生敢死敢恨敢爱的民族生命意识，通过战争这一特殊环境，描述农民真实的原生状态的文化心理，开掘真正属于农民意识的正负（如伟大与渺小、强悍与虚弱、自尊自信与自卑自贱、善良与残忍等等）两个层面，揭示了一个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某种有机的精神联系，即民族之魂的复杂内核。在以往的抗战生活题材小说中，还没有哪一部像《红高粱》这样深刻独到、动人心魄。
② 全新的悲剧美感：小说的悲剧美不同传统悲剧美学中的悲悯、崇高的美感，莫言在写到最惨烈处时往往会笔锋一转，以轻松甚至幽默调侃的笔调，将读者从本来的悲剧审美轨迹中拉出来，进入一个更广阔的想象世界，使小说具有多重审美意蕴。如罗汉大爷被剥皮时“父亲”的感受描写就掺杂着一种幽默调侃的意味。这种对传统悲剧观念的背叛，正是为了表现那种原生状态的生命意识，也把小说中的悲剧、悲壮推到了令人震撼的极境。
③ 对现代主义技巧的吸收：在现实主义精神中，莫言吸纳了大量现代派技巧，借鉴了马尔克斯的魔幻技巧和福克纳的意识流手法，采用童话寓言模式来结构小说，因而充满象征、隐喻、幻象等。如森林般的红高粱本身就是民族精神内核的象征。可以说，以《红高粱》为代表的莫言新时期的小说创作以其独特风格改变了中国传统小说的轨迹，成为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又一座里程碑。
第六章 戏剧
第一节 概述
本时期戏剧创作概貌
① 对“文革”的声讨、对“四人帮”的揭露批判：如金振家、王景愚的 6场讽刺喜剧 《枫叶红了的时候》 、苏叔阳的《丹心谱》、宗福先的 《于无声处》 等。
② 对人民热爱的革命领袖的怀念：如白桦的《曙光》、程士荣等的《西安事变》、云平、史超的《东进！东进！》、邵冲飞等的《报童》、丁一三的《陈毅出山》、东生的《巍巍昆仑》、沙叶新的《陈毅市长》《马克思秘史》等。
③ 表现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现象：如崔德志的《报春花》、赵国庆的《救救她》、李龙云的《小井胡同》、宗福先、贺国甫的《血，总是热的》等。
④ 探索戏剧：如马中骏、贾鸿源、瞿新华的《屋外有热流》、刘树纲的 《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 、高行健的《野人》、马中骏、秦培春的《红房间·白房间·黑房间》、魏敏的《红白喜事》、沙叶新的《寻找男子汉》、李杰的《田野又是青纱帐》、何冀平的《天下第一楼》及锦云的 《狗儿爷涅槃》 、陈子度、杨健、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陶骏、 陈亮的《魔方》等。
第二节 沙叶新、高行健的戏剧
沙叶新剧作特点
① 坚执 的社会责任感：沙叶新的创作，无论是现实题材还是历史题材，总是秉持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为时为事而作，在历史—现实—未来的联系中，表现我们时代生活中的重要课题，力图通过艺术推动生活前进。他的《陈毅市长》是告诉人们应该怎样，而《假如我是真的》是告诉人们不该怎样。以《寻找男子汉》为界，他对现实的关注开始从浅层次向深层次转化，而推动他苦苦寻找民族灵魂和社会精神的内在动力，仍是社会责任感 。
② 平民意识和“世俗性”倾向：不管是伟大领袖还是神人圣人，沙叶新总是能给读者和观众留下平易可感的印象。在他创作的戏剧世界里，读者或观众可用平视的眼光来洞察其中人物形象的言行、情感和思维方式，作者尽量以平等的态度和观众进行交流和沟通。《陈毅市长》中陈毅叱咤风云的革命家的一面被隐去，而代之以机智、幽默、风趣的生活化的陈毅形象；《马克思秘史》中塑造的革命导师马克思给观众更多的感受是平常生活中的好丈夫、好父亲的形象，无形中用替换伟人的社会角色的方式来消解着伟人和普通观众间的距离感。
③ 喜剧化戏剧风格：沙叶新的剧作往往寓庄于谐、庄谐结合，具有喜剧色彩。他似乎习惯以一种幽默、诙谐的方式表现严肃而深刻的主题，挖掘事物内在的矛盾，揭示包含着的荒诞性。《假如我是真的》中的骗子最后还是被意外地识破，难逃法网，于是，他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几近于零，他行为的结果变成了滑稽的行为，变成了观众的笑料，事实上已经化解了戏剧矛盾。
④ 重视戏剧的结构形式，在创作《寻找男子汉》时，他试图将传统和现代、现实和荒诞相结合。他的代表作《陈毅市长》中的“冰糖葫芦式”的结构，更是别具特色。
第三编
第一章 社会文化背景
第一节 市场经济与文学三元格局的形成
精英文学、大众通俗文学、主流意识形态文学艺术的“三元一体”格局
①三元格局的形成，与当代中国社会性质和时代变化密切相关，世界多极化格局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巨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给人们新的价值观，不同的文化、思想并立而生，绝对主流话语不复存在；经济、文化领域的剧变以巨大能量辐射到文学领域，要求文学改变过去视角单一、齐声共语状态，以多种话语方式和思维向度反映多姿多彩的当代生活。
②如果把此一时期中国文学的总体格局看成是一个金字塔的话，那么，大众通俗文学就是它的基座，主流意识形态文学是它的塔身，而精英文学则是它的塔尖。
③中国的大众通俗文学经历了“从支流到合流再到主流”这样一个曲折的过程。进入90年代后，大众通俗文学以颇具规模的文化市场为依托，更加锐不可当，颇顺利地占据了文学的主流地位。不少作家弃雅从俗，从雅文学队伍中分化出去，加盟大众通俗文学创作阵营。
④主流意识形态文带有强烈的中心意识形态色彩，是国家权威意志和利益、国家正统意识形态在文学上的代表。这种文学要求个人向社会主体认同，力图使社会成员纳入到稳定的社会模式中，其文化态度是稳重守成的，代表着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的正统的价值取向，并且在意识形态上具有绝对的、“合法化”的话语权力。
⑤精英文学进入90年代后，呈现出某种衰势，这种衰落诚然取决于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嬗变，但也与精英文学内部的自我颠覆以及思想贫血和精神萎缩有关。知识精英自身的先锋性消退，从根本上丧失了精英之源，使其急剧地从形而上的理想理性层面堕入形而下的生存欲望层面。一些作家不谈崇高，拒绝批判，放弃对思想与艺术的超前探索；热衷于“零度情感”，或沉湎于语言文字的拆解、颠覆、重组与游戏，使精英文学失去了自己独特的话语和主体性。不过，也有作家面对商品经济带来的负面现象，大声疾呼，希望人们保持精神的纯洁，重新回到信仰的怀抱，重温“人民神话”的余辉，身体力行地实践着具有思考和独立人格的“精神自由”之旅。
⑥转型时期“三元一体”文学，它们彼此既渗透又分化地统一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多极角逐又多元共存的互动矛盾关系，并贯穿于整个90年代文学的全过程。在既歧异又互补的各种不同文学主张和观念的支撑下，文学才能从多方面展示自己，实现多种可能性，从而创造出丰富多样的文学景观。
第二节 文化守成与作家边缘化的写作
“人文精神大讨论”
①缘起：1993年6月，《上海文学》在“批评家俱乐部”栏目里发表王晓明与张宏等5人的对话《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王晓明的论述引人注目：“今天的文学危机是一个触目的标志，不但标志了公众文化素养的普遍下降，更标志着整整几代人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文学的危机实际上也暴露了当代中国人人文精神的危机，整个社会对文学的冷漠，正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我们已经对发展自己的精神生活丧失了兴趣。”自此，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便拉开序幕，诸多作家、评论家纷纷投笔加盟，如王蒙、刘心武、张承志、张炜、王朔、谢冕、钱中文、雷达、陈平原、朱立元等等，几乎所有著名的作家、理论家都为此留下了有着独特思考的文章。
②对于“人文精神”的界定：袁进认为：人文精神“是对人‘存在’的思考，对人生价值、生存意义的关注”；王蒙则强调：“人文精神应该承认人的差别而又承认人的平等。”
③讨论的焦点问题：焦点之一是如何看待当前的人文精神状况，如何评估市场经济大潮中文艺的“俗化”现象，如何看待文艺的价值和功能。一种意见认为，当下情境中人文精神的失落是不容否认的事实，王晓明等人就认为，王朔的小说和张艺谋的电影分别是文艺“媚俗”和“自娱”的代表，是人文精神微机的形象表征；另一种意见（如王朔）和他们的意见更好相反。焦点之二是重建人文精神的现实性和可能性以及人文知识分子对价值重构的作用。不少人认为，应当对当前的人文精神进行调整或重构；尤其是新的时代，为新的人文精神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个体可以利用一切可能条件，充分实现自己的“理想”与“信仰”。
④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揭示了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大潮中面临的问题以及知识分子队伍分化、自我分裂和价值困惑的事实；提示知识分子看清自身境遇，调整生存姿态，建构理想的自我；对艺术品生产世俗化、作家艺术工匠化、审美趣味庸俗化的批判和警惕显示了知识分子对人文精神的恪守和张扬，对自我价值最大化的正当需要，从而有助于形成制约世俗化极端发展的机制和批判精神的成熟。
第三节 后现代主义与文学的世纪末重构
一、后现代主义的冲击
①西方后现代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后现代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等地孕育并迅速发展起来的一种波及全球的文化思潮，是西方社会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思想产物。早在80年代初期，西方现代主义在中国开始成为热点并在传播、移植过程中，其中已有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和艺术，某些作家还在创作实践中程度不同地进行尝试；进入90年代，后现代主义逐渐成为了文坛的热点。
②实际影响：从创作实践看，全面接受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和方法而用于自己创作实践的甚少，但受其影响在文本中程度不等地进行吸纳、借鉴的，有马原、余华、苏童、格非、北村、孙甘露、叶兆言等“先锋作家”；岛子、柏华、欧阳江河、孟浪、杨黎等“先锋诗人”；王蒙、刘心武、王安忆、史铁生、朱苏进等以现实主义为创作原则的作家也常常有意在其作品中尝试、借用一些后现代的创作方法和叙事策略。
③后现代主义盛行的原因：社会文化转型加速和中心价值解体导致了人们的精神空缺，加上消费文化迅速蔓延，权威话语严重失语，故而发生精神蜕变的知识分子才有可能在后现代主义文化中找到回响，并身体力行地将其贯彻于自己的文本实验。
二、永恒的现实主义主潮
①90年代现实主义的新面貌：现实主义作为文学形态是不断发展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内核是“现实精神”。尽管现实主义受到多种思潮特别是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但它并没有退出文学舞台，只不过改变了从前那种对塑造典型人物、刻画典型性格、构造典型环境的严格恪守，出现了一些非典型化趋向。这种创作不再着力塑造一个或少数几个人物，渲染形成他或他们典型性格的典型环境，而是侧重于生活的真实，用“全景式”的扫描视点塑造一个形象群体，其中的每个人表现出各自不同的思想、情感、意愿和行动。在情节处理方面，几乎看不到贯穿始终的一条情节线索，所能感受到的只是许多人在同一背景下活动。不过，尽管文学形态改变了，但“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描写”这种现实主义的本质特征并没有变。
②现实主义创作实践：陈忠实的《白鹿原》、余华的《活着》、张炜的《九月寓言》、贾平凹的《怀念狼》、张平的《抉择》、王蒙的《季节三部曲》、王安忆的《长恨歌》、池莉的《来来往往》、张洁的《无字》，以及谈歌、何申、关仁山的《大厂》、《穷人》、《年前年后》、《破产》，刘醒龙的《分享艰难》、《威风凛凛》，李贯通的《天缺一角》等。
第二章 诗歌
第一节 概述
一、“新生代诗歌”
被称为第三代诗歌运动的“新生代诗歌”又称“后朦胧诗”、“后新诗潮”、“当代实验诗”等；酝酿于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已经成为中国诗坛的主潮；他们反抗朦胧诗经典化的诗歌理念，具有非英雄和非崇高、荒谬感和随意性、非修辞和口语化等特点；代表性诗人和诗作有：韩东的《有关大雁塔》、于坚的《对一只乌鸦的命名》等等；他们的诗歌体现出来的“平民化”和“私人化”倾向，张扬了“个人话语”和“私人感觉”的合理性，也暴露了远离史诗意识的诗歌创作在意义上的缺失。
二、“他们文学社”
90年代新生代诗歌团体，1984年冬在南京创立；主要成员有韩东、于坚、吕德安、王寅、丁当、陆忆敏、朱文等；共出过9期《他们》杂志；其诗作注重对诗歌本体的追求，主张诗歌语言要与个人的灵魂、生命体验相对应，反对任何形式的理性观念的介入和干预，甚至提出了“诗到语言为止”的诗学命题；在青年诗人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成为90年代富于代表性和争论性的诗歌论题。
三、“非非主义”
“非非主义”的实验诗歌活动由周伦佑、蓝马等人于1986年在四川组织发起；相对于诗歌实践，“非非主义”的突出活动在于其诗歌理论和主张；“非非主义”有着强烈的怀疑精神，他们表现出“对语言的不信任和对诗歌变革语言的可能的执信”；他们提倡包括“感觉还原”、“意识还原”、“语言还原”三项内容的“创造还原”；并要求诗歌语言实行“非抽象化”、“非确定化”等“非非”处理等等。
四、“莽汉主义”
“莽汉主义”的成员有万夏、胡冬、李亚伟、马松等。他们受美国五六十年代“垮掉的一代”诗人的影响，自称“腰间挂着诗篇的豪猪”，往往以嘲讽的、不羁的叙述者形象，十分随意地使用口语。对于“优美”、“崇高”的摧毁和破坏，是“莽汉主义”解构性作品的主要特征。较著名的诗篇有胡冬的《我想乘一艘慢船到巴黎去》、马松的《咖啡馆》、李亚伟的《中文系》等。90年代伊沙的《饿死诗人》等诗作，是这种诗风的延伸。
五、女性诗人创作的崛起
90年代一批女性诗人的崛起是诗坛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她们以女性对生命的独特体验建构了自己的诗歌世界，在创作中越来越表现出自觉的女性话语建设的努力。代表性的女诗人有翟永明《女人》（20首）、唐亚平的组诗《黑色沙漠》、和伊蕾的组诗《独身女人的卧室》，此外还有海南、伊路、王小妮、李轻松等。
第二节 于坚、韩东的诗歌
于坚、韩东等“新生代诗歌”的创作特点
① 新生代诗人在价值观念上，“非英雄”、“非崇高”，注重对平民日常生活的审美，通过对普通人物日常生活的表现来告别精英意识的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他们反对布道式的教诲和道德的渲染，强化平民意识而淡化英雄意识，以凡夫俗子的平民日常情绪来取代英雄的崇高感，用无怨无愤的玩世态度来表现自我。如韩东的《有关大雁塔》“有关大雁塔 /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古都西安大雁塔雄伟壮丽，是盛唐文化的象征，也是历代文人墨客赋诗作词、抒情写意的载体，但韩东这首诗却完全剔除了有关大雁塔的文化内涵，只剩下表层的生命体验和感觉。那些想当“英雄”而登塔的游客、失意者、发福者等，都成了他调侃的对象，流露出诗人一种平静、自然、无为的心态，表现出“非英雄”、“非崇高”的情感基调。新生代诗人的这种思想倾向市民话语渴望夺取话语权力的具体反映；同时又是对五四以来中国新诗被知识分子语言、西化语言甚至殖民话语异化的一个富有意味的调整；但是，这种放弃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创作立场，无疑也疏忘了诗歌对提升人类精神境界的应有追求 。相同的作品还有《你见过大海》等。
② 在艺术观念上，新生代诗人“反意象”、“反优雅”，主张从蕴涵文化含义的书面语退回到原生态的日常语言作为新诗的表现语言。“诗到语言为止”这一宣言的真正意图是，将诗歌创作的出发点从服务于社会需要尤其是意识形态需要的工具论泥淖中解脱出来，恢复诗歌艺术本身，恢复诗人本身的艺术敏感。于坚坚持用口语写诗，坚持关注当前的“日常生活 ”，他的诗有着鲜明的节奏感，词语组合具备有力的强度，如同旋律急促的现代音乐。他的《对一只乌鸦的命名》、《下午 一位再阴影中走过的同事》、《O档案》都是如此。他的《尚义街六号》就像叙家常一样地展览了他和朋友们在尚义街六号的日常生活：聚会、抽烟、聊天、排队上厕所、夸奖或攻击其中某人的作品、谈女人、用衬衣当抹布擦手上的果汁……“恩恩怨怨 吵吵嚷嚷/大家终于走散/剩下一片空地板/像一张旧唱片/再也不响”。没有想象，没有夸张，没有隐喻，完全用口语，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一种温馨、朴素的诗意。新生代诗歌在平民化、通俗化、口语化表达中国经验尤其是平民经验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然而，他们在最大限度地逼近生活中的口语的同时，在某些诗歌中，也使艺术风格走向了粗俗和平庸。
第三章 散文
第一节 概述
本时期散文创作的显著特征
①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大散文”概念的提出。“大散文”概念拓展了散文创作的领域，开阔了作者表现和思考的疆域。一大批具有深厚学术修养和人生阅历的学者介入散文创作，加重了散文的知识品味和文化份量，使“文化散文”与“学者散文”成为90年代散文园地中枝繁叶茂的两棵大树。学者散文的作者将学者的理性思考与个人的生存感受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显示了知识分子关注现实问题和参与现实文化建设的“民间情怀”，主要有张中行、金克木、季羡林等资深的老学者，以及一批在解放以后的大学校园里成长起来的一代学者如余秋雨、陈平原、赵园和李辉等，“新学人散文”与“老学者散文”一起，形成了90年代学者散文的丰富内涵。
②“美文”的提出恢复和强化了散文的艺术本体特征。在这一理念的影响之下，本时期的抒情散文也有了重要的收获。与60年代的抒情散文不同，90年代的抒情大多是作者自我情感体验的真实表露。如以西部边陲生活为背景的周涛和以西北独特文化面貌为背景的贾平凹的创作。另外还有一些小说家的散文创作作为一种创作小憩，因发自本人的情感世界，所以也表现出浓郁的抒情性。如汪曾祺的《蒲桥集》、张炜的《融入野地》、韩少功的《夜行者梦语》等，都是抒情散文的佳作。
③女性散文创作的繁盛。这些作者往往从性别角色出发，善于从细微的日常生活中挖掘诗意，表达自我敏感多思的情绪，抒情散文是她们的重头戏。也有一些女性散文家从性别角色出发又超越了性别角色，表现了对社会现实乃至人类命题的关注，如王英琦、唐敏和苏叶等人。
④“边缘作家”的散文创作：如哲学家周国平的《人与永恒》、张承志的《荒芜英雄路》，还有青藏高原的女作家马丽华、杂文家王小波等。尤其是被誉为“戏谑的智者”的自由撰稿人王小波，著有散文集《思维的乐趣》、《我的精神家园》、《沉默的大多数》。他坚持理性、自由的文化立场和活泼幽默、冷嘲热讽的文风，针对具体的文化现象进行写作，给读者以颇强烈的震撼；而且叙述方式独特，显示了在文化转型时期自由主义者的文化思想立场。
第二节 余秋雨的散文
余秋雨散文在当代散文发展史上的地位
① 余秋雨的主要散文集有《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霜冷长河》、《山居笔记》、《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等。
② 余秋雨的散文品格可归纳为三个要素：有悟性的文人，自然山水和封存久远的历史文化内涵。自然、历史与人这三者，也是由余秋雨开始形成的文化大散文的内涵的总体特征。
③ 评价秋雨散文应该将其放到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八九十年代的历史语境中。余秋雨出现在 90年代的散文文坛并迅速引起读者巨大反响，是有内在的文学自身发展与读者接受的客观规律的。其时，中国当代散文正面临着一个发展高峰上的平顶，在此之前有两个重要的文学事件：对杨朔散文的再评价和巴金《随想录》的完成，文学思潮变革的积累已经完成，接下来亟需的就是既具有作家讲真话的独立人格又具有散文艺术性审美性的作品。余秋雨正是在这样一个文学时代的要求与呼唤下出现的。在他的散文中，写得最好的，往往是积淀了文化人格的自然山水游记，自然山水为他的情绪和智慧提供了具象，为他展现自我性灵提供了自由转换的天地。自我性灵正是余秋雨提供给读者并引起好感的重要原由。八九十年代散文文体复苏，余秋雨走出学术书斋写散文在这个文学变动的历史时刻出现，本身就有内在的必然性；同时，他的广闻博识，他的人文知识分子的内在修养，他的优美的文笔，造就了他的成功。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评价他为学术散文和文化散文的开路先锋和中坚作家。
④ 余秋雨的散文体现了当代文学 “话语转换”的历史变动，即从“知识分子话语”转向“民间话语”。他试图突围“精神和体魄”、“深邃和青春”、“学识和游戏”的矛盾。尤其是在《文化苦旅》中，他较好地放弃了知识分子的俯视角，以一种平等姿态的“对话者”与“交谈者”的身份切入对历史文化的评价，引起读者的亲近感。综观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余秋雨和他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一起，完成了当代文学从“知识分子立场”向“民间话语立场”转变的一次重要的文学转向和转折。
第四章 小说
第一节 概述
本时期小说创作的显著特点
①多样化、个性化小说新格局的形成。由于社会文化的转型，作家已不再简单地充当大众代言人的角色，而是依照各自的艺术趣味和审美追求，转向探寻新的艺术空间，试图建构起个性化的创作道路。由此，民间的、历史的、媚俗的、游戏的、传统的、现代的等多种创作模式纷呈于作家的笔端，小说现象各式各样、五花八门。这里既有新状态、新市民、新武侠、新言情等持各色旗帜的“新”字号小说，也有同一创作方法的不同变体（以现实主义为例，就有“新写实现实主义”、“新状态现实主义”、“人文现实主义”和“现实主义冲击波”）；既有由雅入俗的大众化写作，也有痛感人文流失而坚守精神圣地的精英写作；既有体制内的遵命文学，也有体制外的自由撰稿（如王小波）。
②本时期小说深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作为一种边缘性话语，后现代主义在80年代中期就已在中国出现，其消解颠覆一切的价值观和不确定叙述的文学观显示出相当的渗透力和影响力。各类“新”字号小说普遍地滑向性、暴力、死亡、阴谋等主题，并消解崇高、游戏人生。在这方面，王朔的创作最为典型，他的颠覆性的叙事使其作品在直率坦诚之中散发出浓郁的“痞”气。
③长篇小说的兴盛是本时期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由陈忠实的《白鹿原》和贾平凹的《废都》的畅销以及“陕军东征”引发了一个新的长篇小说创作热。据统计，仅1994年全国共出版长篇小说500余部，相当于50至80年代的总和。在这些作品中，尤以张承志的《心灵史》、陈忠实的《白鹿原》、张炜的《九月寓言》、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等一批史诗性的作品所产生的影响为深远。从整体上看，由于创作空间的拓宽，这些作品从思想意蕴到艺术手法都表现出了丰厚的美学意义，因而文本价值较以前也就有了明显的提高。
第二节 陈忠实、贾平凹的小说
《白鹿原》对于白嘉轩形象的塑造
陈忠实《白鹿原》以渭河平原上白鹿村的历史变迁为背景，围绕白、鹿两家几代人的争夺和冲突，全方位地展示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生存状态，勾勒出一幅凝重深厚的社会历史画卷。
陈忠实着力塑造了白嘉轩这一典型形象，作为一个民族文化的人格代表，白嘉轩身上复杂地凝聚了民族文化的温情与乖谬。在白鹿村里，他是一族之长，其道德人品完全符合宗法家长的规范，牢记古训，以耕读持家，积善积德，挺直腰板堂堂正正做人。在动荡不安的年代里，他不忘修祠堂、立族规、办学校、振兴家业，艰难地维持着整个家族的日常运转。同时，他还是一个长者，有忠孝仁义、温柔敦厚的古风。对大儒朱先生尊崇有加；以兄弟之礼对待长工鹿三，同桌吃饭，同地干活；不论尊卑，视黑娃如亲子，供他上学，而对自己的子女，则严格要求，其风范为时人所称道。然而，他性格中还有保守、虚伪乃至残酷的一面。为了争夺风水宝地，对鹿子霖以利相诱。当上族长以后，又处处以宗法纲常教化约束村人言行，俨然一个卫道者形象。当白孝文、黑娃等触犯族规时，他不悯亲情而施以严刑，果敢严明中夹着专断和冷酷。特别是对田小娥，更显出他的残忍，哪怕是在田小娥死后，尤深恶痛绝之，在其窑洞上造塔让她永世不得翻身。民族文化的乖谬被他发挥得如此淋漓尽致。
对于这一人物，作者没有作简单化处理，而是力图细致地写出他们曲折的性格发展史，通过白嘉轩等人物的塑造，作者为我们展现了民族文化的精髓与糟粕以及它们的相生相克的状态，从中寄托着对民族文化的讴歌和反思，以及对民族文化价值取向的深沉思考与探索。
第三节 王安忆、余华、苏童的小说
王安忆小说取材与叙事视点变迁过程
王安忆是新时期一位重量级的女作家。在其 20 多年的写作生涯中，她不断地探索小说作为叙事艺术的最大可能的空间，将她对生活、人生、艺术的追求渗透于其中。在新时期文学的每一发展阶段，她始终是一位有活力的探索者。
① 早期带有理想色彩的“雯雯”系列： 1980 年至 1981 年间，王安忆创作了一批被称为“雯雯”系列的小说，写一个纯真、善良而又幼稚的女孩子对生活的热爱、对未来的幻想和渴望温情理解的心理，这些小说具有作者“自我抒发”的特征。
② “雯雯”系列之后，她将目光从自身转向广阔的人生，写下了《本次列车终点》、《野菊花，野菊花》、《停车四分钟的地方》、《庸常之辈》、《尾声》、《流逝》、《归去来兮》等，这些小说调动了她插队、在文工团和“文革”中的生活体验，写普通人的矛盾、苦恼、困惑和希望，其中《流逝》曾受到广泛好评。
③ 八十年代 中后期，有了国外生活经历的王安忆在小说创作中开始有意淡化时代色彩，模糊社会背景，像在实验室做试验一样，设置一个封闭的环境来探讨人性。《小鲍庄》以沉郁、冷静的方式，呈现了一个远离政治漩涡和社会联系的村落中五户人家、十几个人物的生存状态和文化心理，涉及到儒家传统、民间文化、农民的生存状况和行为方式、生命原欲与文化制约等诸多方面，被认为是“寻根文学”的代表作。
④ 从情和性两方面探讨男人和女人作为性角色在相互交往中体现的人性，包括 《小城之恋》、 《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和《冈上的世纪》等，这些作品将男女双方从种种社会关系中剥离出来，对其情和性进行观察和剖析，体现作者对人性探索的艺术深度。
⑤ 1999 年末，《叔叔的故事》发表，标志着王安忆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她的叙述意识更加自觉，叙述人“我”从幕后走到了台前，公开暴露叙述动机、手段，而且“我”也成为叙述的主角之一。而在考察小说中人物的命运和历史进程、环境因素的关系时则流露出一定的宿命感、失落感。《纪实与虚构》当同属此类。
⑥ 《长恨歌》、《富萍》以都市文化为背景，展现了在社会挤压下一些人物的世俗生活，以及在时代大变局中无常的命运，以一种“苍凉”的心态和眼光，写出了对时间、历史、和生命的深入体验，被有的评者认为是继张爱玲之后将上海这一摩登城市写活写透的一位新海派作家。
第四节 王小波、王朔的小说
王小波小说的主要特征
王小波 于 1968 年开始尝试写作，主要作品有：小说《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电影文学剧本《东宫·西宫》；杂文集《我的精神家园》；随笔集《沉默的大多数》；小说剧本集《地久天长》；早期未竟作品集《黑铁时代》等。王小波是一个具有独特个性的作家，他立身体制外写作，并始终保持着思想的独立性，既不媚俗，也不从权，率真为之而不失其度，表现出洞察一切的清明理性。王小波的小说，大多取材自“文革”历史，其主要特征是：
① 舍弃了“伤痕文学”和“知青文学”关于“受难”的叙述模式，转以民间化的视角，审视由巨到细的生活场景，多角度、多侧面地探究“受难”的深刻历史成因，从而把人们对“文革”的认识导入一个新的层面。在王小波看来，“文革”充满了荒诞性，在将其分解示众的过程中，他的矛头首先指向了所谓的“正统”和“权威”，把它们的伪神圣、伪崇高挑得面目全非，直至露出无聊和荒唐的原形来。在颠覆权威的同时，他也不盲从大众，因为他觉得历史的荒诞决不仅仅是权威操作的结果，更多的是大众的趋同——愚昧、迷信、狂信的累积和迸发。大众既是受害者，更是闹剧的参与者。由此，王小波将笔触转向对历史的深刻反思，表现出他对待历史的冷静客观的立场和真诚坦率的态度。
② 对自然人性的讴歌：他的小说揭露了扭曲变形的历史对正常人性的压制和摧残，凸现人性的高贵魅力。《黄金时代》中王二和陈清扬的爱情，就反映了人性的自然发展；与之相反，女团支部书记 X 海鹰，则代表了一种变态的人性。此外，作品中大量出现的“性”，也存在“常态”和“变态”之分，一方面展示了“性”的自然、纯洁，另一方面又具有颠覆性，或者影射现实中的一种权力关系。因此，“性”在王小波笔下既是一种批判的武器，又是一面张扬的旗帜。
③ 狂欢化的文体： A 、他经常运用夸张、讽刺、比喻等艺术方法，以顽童般的视角，把生活中的细微场景，装扮成一出出滑稽的闹剧，充满了喜剧性。《黄金时代》里老鲁对王二无休止的追打，缘于厕所里不知谁画的色情画， X 海鹰的帮教，更多地带有暧昧意味。 B 、幽默、活泼的叙事语言，在轻松中显出调侃，在表面的佯谬下隐含着思想的机锋，显出一种知识分子的风趣。
第五节 陈染、林白的小说
陈染和她的《私人生活》
陈染上大学时便开始小说写作， 1985 年发表处女作《嘿，别那么丧气》。她的早期小说多受到当时文学潮流的影响，《纸片儿》和《塔巴老人》可纳入“寻根文学”，《世纪病》、《定向力障碍》则具有“先锋派”的文体特征。
到了 90 年代，其创作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她开始以一种回忆性的笔调叙述隐秘的女性情感，《私人生活》标志着陈染“私人化写作”风格的确立。此时期的主要作品有：《角逐累赘》、《空的窗》、《空心人诞生》、《与往事干杯》、《无处告别》、《站在无人的风口》、《嘴唇里的阳光》、《破开》等。
陈染是女性小说私人化写作的代表，幽闭空间中女性的自我幻想，情感的自恋，“寡居”于男性世界之外的女性与女性的交往，成为她叙事的典型方式。她的这一类小说都是在纯粹观念意义上写一种绝对的妇女生活，那基本上是一个没有男人在场或拒绝男人在场的地方，一些独居封闭世界的女人不断地与自己对话，形成了她们独特的内心体验和自恋又自虐的女性形象。她们偏执地维护着边缘式人格，拒绝社会认同并被社会所排斥。在她的小说中，充斥着大段大段的梦境、呓语、幻想、独白和哲学化的生存之思。另外，躯体语言在她的小说里被转化为高密度的隐喻，使得她的的叙事空间弥漫着女巫般怪诞与迷乱的气息。
《私人生活》是陈染的代表作，这是一部叙述现代都市女性生命历程的“身边小说”。它从主人公隐秘的女性生活经验出发，向读者讲述了一个“女孩”在成长为一个“女人”的非凡过程中的特殊经历。主人公是在一个特异家庭中长大的，在学生时代，她是孤绝于“群体”之外的陌生人，长大后与一个男人有一段紧张中相互吸引的“性”的关系，同时又与女邻居禾寡妇在暧昧的关系中密切来往。当她终于摆脱这些“畸形”关系的羁绊，在恋人的关爱中即将回到“正常生活”之中时，一场意外变故使她同时失去了母亲、女邻居和恋人。于是，在无以复加的痛苦中，她变成了“自闭症患者”，被送入精神病院。
这部小说囊括了陈染一贯写作的基本主题：恋父 /轼父情结；恋母/仇母意绪，生存之思与孤独之痛，从一个侧面探索了70至90年代女性意识的演变过程，主人公实际上是一个宽泛的女性“自我”的化身。
第五章 戏剧
第一节 概述
90年代戏剧发展概貌
① 现实主义话剧： 90 年代的戏剧中，现实主义话剧仍占据着较大的比重，剧作家除了运用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外，往往还间杂着其他的创作手法，现实主义的创作显得更加繁复。有从日常人生的小事中提炼出来的戏剧，如《同船共渡》（沈虹光创作）通过退休的小学教师方老师与小夫妻刘强、米玲合住在同一所单元房子里所发生的摩擦、矛盾以及后来的理解、宽容，这些平民人家所演绎的平凡小事，道出人生的真谛；此外，还有《地质师》（编剧杨利民）、 《旮旯胡同》 （编剧蓝荫海、顾威）等。 90 年代的现实主义的话剧更加深入人心，更加注重靠近人性的本质内容，从而具有相当震撼人心的威力。
② 历史剧的创作成绩喜人：如姚远的《商鞅》，剧本选取了我国古代政治家商鞅一生中的几个重要片断，透视了在封建集权制的政治体制下，一个有抱负、有才能的改革家的人生悲剧。
③ 军旅剧的繁荣：《冰山情》、《抗天歌》、《青春涅槃》、《虎踞钟山》、《炮震》等剧作以较为上乘的艺术质量显示了军旅话剧的创作实绩，表现出不同于以往的崭新的审美趋向。 90年代军旅话剧矛盾冲突的主要模式，不是以人与人之间外在的观念或阶级与政治的冲突构筑戏剧矛盾冲突，而是将笔触深入到戏剧人物心灵的深处，以人物内在的心灵碰撞、冲击构成戏剧矛盾冲突的主线，并在矛盾的发展与解决的过程中充分展示人物心灵的激荡。
④ 小剧场戏剧的崛起：这样的剧场形式在 80年代已经开始出现，而真正凸显还是在90年代。小剧场话剧在物理空间上使剧场缩小， 《留守女士》 的空间舞台设置在一间咖啡厅里，为了使观众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还有侍者笑容可掬地轮番向观众递送一杯咖啡；《情人》的演出地点竟选择了仓库。导演如此良苦的用心，其真正的目的是将舞台扩张到观众席中，让观众能够更大程度地得到心理体验并由此而引起共鸣。适应于这种特定的剧场形式也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话剧，这给话剧的寻求突破危机提供了契机。其中既有发挥着先锋作用的实验戏剧，如《飞毛腿或无处藏身》、《思凡》、《与艾滋病无关》、《棋人》等；也有以写实的手法反映大众心理和社会热点问题的剧作，如《热线电话》、《情感操练》等。
第二节 《闲人三部曲》、《思凡》等戏剧
过士行和他的《闲人三部曲》
《闲人三部曲》的写作从 1989年开始，到1997年完成，由《鸟人》、《棋人》、《鱼人》三部作品组成。其思想和艺术成就主要表现为：
① 确认了一批闲人在剧作中的主角地位：闲人文化的兴起也是对 90年代滥觞的消费文化和闲适文化的确证。鸟道、棋道、鱼道这批原处于社会边缘的文化现象在过士行的剧作中已逐渐转化为人生的中心话题，对确立新的戏剧价值观做出了努力。
② 作者从一个新的视角来看待这些看似荒诞实是严肃的人生现象，来“完成对社会和自身的观照”，形成“一种批判性的自省”态度。这些在“闲事”上痴迷，甚至贯之以整个生命和精神的闲人在某种意义上也对于处于社会中心却处事散漫的人群的对照和反观，对于缠身于看似严肃实是荒诞的人生构成了反讽。对鸟人、棋人和鱼人这些社会边缘人的生命形态的展示，也是出于对我们整个时代的现实人生的深刻思考。
③ 在艺术上， 过士行能较好地处理时代生活丰富性、艺术风格多样性和艺术表现个人化之间的关系；借鉴了西方的东西，打破了传统的戏剧规律，但又完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为较多的观众所接受的实验性戏剧，从而减少了“个人化”和“大众化”之间的矛盾。
孟京辉《思凡》独特的创作构思:
《思凡》由明代无名氏的《思凡·双下山》与卜伽丘《十日谈》中的有关章节拼接而成。这种完全视戏剧为游戏的创作态度一反过去的严肃创作的传统，戏谑的处理剧作的方式看似对严整的现代戏剧模式的解构，而在另一程度上却是对"戏"这一原初涵义的恢复。这既是编导的自娱自乐，同时也是对戏剧中观众这一长期被忽略的因素的充分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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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史笔记剖析
2019-03-19 32页 用App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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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史
一、当代文学的分期
第一次文代会是当代文学的起点。
1. 背景 让从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来逐渐被迫分离在两个地区的文艺工作者进行大会师
2. 时间 1949,7.12~7.19 郭沫若批准地点 北平。
3. 主要内容 ①深刻总结了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经验 特别是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解放区文艺工作经验 报告 郭沫若《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②确立全国文艺工作方针与方向 以毛泽东在延安座谈会撒谎能够的讲话作为我们新中国文艺发展的方向。文艺为政治服务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③除了确定思想领导外 确立了组织领导。成立了“文联” 中国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郭沫若“作协” 中国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 。
4. ①承前启后 拉开了当代文学序幕。1949.7月②彻底的结束了文艺工作者被分割局面。
二、当代文学总方向的变化
1942年5月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两次讲话，这就是对后来的中国文学产生了广泛深远影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分引言和结论两部分，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文艺工作方针等问题，中心内容是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怎样服务的问题。
《讲话》内容可以概括为：
第一，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问题，即文艺的工农兵方向问题。
第二，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即革命的功利主义问题。
第三，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问题，即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问题。
《讲话》改变了现代文学的方向，以强有力的民族国家形式，扭转了五四启蒙文学的发展方向。《讲话》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有其正确性、权威性以及统一思想。标志着新文学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文艺新时期的开始，出现了一批塑造工农兵形象和反映伟大的革命斗争方面的作品，在文学的民族化、群众化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出现了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孙犁《荷花淀》等作品。
左翼小说指伴随着“普罗文学”（“革命文学”）运动的兴起而产生的小说写作潮流，其作者多为太阳社和后期创造社成员，主要有洪灵菲、蒋光慈、张天翼、柔石、丁玲、沙汀与路翎。茅盾为代表的“社会分析”派小说的出现，标志着左翼文学开始成熟。左翼小说创作的基本特征是题材开掘的巨大现实性;阶级视角的社会批判性以及广阔的生活图景。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中国文联，成立于1949年7月，是由全国性文学艺术家协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全国性的产业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组成的人民团体。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发起单位之一。
中国作家协会的前身是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简称全国文协），1947年7月23日在北平成立。1953年10月，全国文协正式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他对作家的创作活动，艺术交流，权益起到协调保障的作用，对作家的文学活动进行政治，艺术领导，控制，保证文学规范的实施。可以看做垄断性行业公会与政治权力机关的混合体。
第一节 50年代、60年代文学运动与文学思潮
一、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表达了毛泽东对历史、对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立场：其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其二，文艺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其三，清除资产阶级残余与改造小资产阶级思想构成文艺界的长期任务。由此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运动拉开序幕，这是从一场文艺论争演变为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群众性批判运动。认为电影所持的“改良主义”立场，显然损害，污蔑了中共的以阶级斗争推动历史的思想和实践，因而问题具有“根本的性质”
二、对《红楼梦》研究中主观唯心论的批判
俞平伯是继胡适之后的“新红学派”的代表人物，20年代出版了《红楼梦辨》，对《红楼梦》及其作者、小说的艺术成就做出了独到的研究。1954年俞平伯又发表《红楼梦简论》。“新红学派”的研究方法，有繁琐考证的偏颇。1954年，李希凡、蓝翎在《文史哲》月刊发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在文艺界引起强烈反响，并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这样，在全国范围内，又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主观唯心论的文艺运动和文艺思想斗争。同时毛盯上胡适，提出开展反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
三、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
1954年7月，胡风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送了一份30万字的长篇报告，就文艺问题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195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共中央提交《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要求在批判俞平伯和胡适的同时，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公开批判。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开始刊登“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泽东写了编者按语，断言胡风等人是“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
认为胡风等强调文艺的生命力和作家的人格精神，是把个人主观精神力量看作是对的，强调自我，拒绝集体，反对艺术的直接政治效果，属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
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
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
双百方针 指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的“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该方针是以发展马克思主义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为目的的 是人民内部的自由在文艺工作和科研工作领域的表现 文艺工作者在为工农兵服务的前提下 可以运用自己认为最好的方法来创作。在该方针的鼓舞下 文艺理论批评和文学创作逐步活跃起来。
但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后，“双百方针”的贯彻受到了干扰和损害，60年代初中共中央开始纠正这一错误，但1964年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这一方针又受到了严重的破坏。8年样板戏几乎独占了中国所有的艺术舞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研究也几乎停止。
五、文艺界的反右斗争
文艺界的反右斗争是人为的政治上的“反右派”斗争引起的,1957年6月6日中国作协党组召开扩大全议对丁玲,陈企霞,冯雪峰展开批判,揭开了文艺界反右斗争的序幕,随后整个文艺界展开了反右派斗争,这场运动伤害了一大批文艺工作者,严重破坏了艺术生产力,严重干扰了“双百”方针的贯彻。
1958年6月，著名作家丁玲戴上了“丁、陈反党集团”和“丁玲、冯雪峰右派集团头目”两顶大帽子。“丁陈集团”是1955年的事，她受到残酷斗争，后来不了了之。谁料1957年旧账新算，《人民日报》以显赫的题目报道：《文艺界反右斗争的重大进展，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不久，又将她作为“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的又一主要成员，进行批判斗争，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六、文艺政策的调整
1960年冬，中央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文艺界也开始实行文艺政策的调整，甄别平反曾经受到错误批判的作家作品等。这些举措在文艺界产生了较强烈的反响，局部地调动了一些作家、艺术家的积极性。
七、“左”倾思潮的升级给文学事业造成的新损失
1962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向全党全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强调要狠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刘志丹》、《红河激浪》、《李慧娘》、《北国江南》、《早春二月》、《不夜城》、《林家铺子》、《舞台姐妹》、《谢瑶环》、《海瑞罢官》等作品和相关创作人员受到批判，引发了多起株连甚广的冤案。“左”倾思潮越演越烈火，严重摧残了文艺事业，直接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八、新中国成立后前期十七年（1949～1966）文学成就概述
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标志着新中国新文学开始进入当代文学的新阶段。会议明确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通过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十七年的小说创作，长、短篇均有可观的数量和较高的质量。长篇小说尤以写革命历史题材的佳作较多，如《红旗谱》、《红日》、《红岩》、《保卫延安》等。短篇小说创作的题材和风格日趋多样化，其中，茹志鹃、峻青、王愿坚、马烽、王蒙等人的创作成就更为突出。
十七年的诗歌创作成就主要体现在政治抒情诗、长篇叙事诗以及具有民歌味的爱情诗创作等方面。主要诗人有郭小川、贺敬之、李季、闻捷等。
散文创作在本时期出现了繁荣昌盛的局面。杨朔、秦牧、刘白羽等散文家已各自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
戏剧创作也较繁荣。老舍的《龙须沟》、《茶馆》、郭沫若的《蔡文姬》、田汉的《关汉卿》、曹禺等的《胆剑篇》等均有独特贡献。
第一节 50年代、60年代小说概述
50年代、60年代小说以革命现实主义为主潮，在历史和现实两类题材方面有一些收获。
一、革命历史题材小说
以反映民主革命为主，描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各个历史阶段。讲述的是中共发动，领导的“革命”的起源，和这一“革命”经历曲折过程之后最终走向胜利的故事。
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和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是四部反映解放战争的长篇小说；短篇有峻青《黎明的河边》、茹志娟《百合花》等，也取材于解放战争。
其他代表性的作家作品：知侠《铁道游击队》、冯志《敌后武工队》、杨沫《青春之歌》、梁斌《红旗谱》，孙犁《山地回忆》、王愿坚《党费》、《七根火柴》。
此外还有反映抗美援朝生活的作品，路翎《洼地上的“战役”》等。
古代题材方面有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等。
二、农村题材小说
1.反映农村生活最多。从土改到农业全作化，从大跃进、人民公社到党对农村政策的调整，都在小说中得到充分表现。
代表作家作品有：赵树理《锻炼锻炼》、《三里湾》，李准《不能走那条路》，周立波《山乡巨变》，柳青《创业史》。
2.正视现实矛盾，揭露阴暗面
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
3.表现人情、人性
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宗璞《红豆》等。
50年代、60年代小说的不足，主要在于简单、机械地理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把文艺为社会服务的功能，等同于直接服务于政治。所以，总体成就不是很高。
农村题材：
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它由正、续篇组成，完整地描写了湖南省一个叫清溪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的发展过程，艺术地展现了合作化运动前后，中国农民走上集体化道路时的精神风貌和新农村的社会面貌，剖析了农民在历史巨变中的思想感情、心理状态和理想追求，从而说明农业合作化是中国农村的第二次暴风骤雨。如同《暴风骤雨》一样，《山乡巨变》同样具有鲜明的时代感。
柳青的《创业史》
（一）20世纪中国文学中农民形象的整体变化
1.新文学视野中的农民：
在落后、野蛮、封闭、沉闷的乡村文化背景下，表现农民的原始、愚昧、麻木、冷漠。如鲁迅笔下先觉者（启蒙者）与整体社会、与庸众的对立。农民的精神心态被表现为病态。
2.解放区作家视野中的农民：
30—40年代，在李季、周立波、丁玲以及鲁艺艺术家的笔下，鲁迅式的原始、愚昧、麻木、冷漠的农民变为快乐、开放、进取 新农民。明朗、幸福的乡村景象在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里进一步展开。如赵树理的《三里湾》（1955）、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正篇1958、续篇1960）、柳情的《创业史》（第一部）（1960）、浩然的《艳阳天》（第一卷1964，第二卷、第三卷1966）、《金光大道》（第一部1972、第二部1974）等。
（二）《创业史》的时代背景
社会主义被定为经济发展的唯一合理的方式，并被表述为穷人的梦想和宗教，使一种政治理想变为道德理想。
梁三老汉这个人物，象征性地表达土地改革与农村合作化运动，是20世纪中国农村现代化变革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两次事件。
1.土地改革剥夺地主的土地，以“耕者有其田”的原则满足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一定意义上，是对传统伦理的回归，也是对私有制的回归，由此获得了绝大多数农民的衷心爱戴和支持，幸福的翻身农民成为经典土改小说里的主人公。
2.合作化运动及随后的人民公社是不同于土地改革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以几千年的私有制为对象的现代性革命。在此过程中，农民由土地改革中的主体变为革命对象。这既是中国共产党对农民的改造，也是中国农民的自我革命、自我改造和自我超越。
3.《创业史》要通过1953年前后西北终南山麓下堡乡第五村（蛤蟆滩）的社会主义改造，回答“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
了处于“土地改革”与“农村集体化运动”之间的中国农民的精神风貌。
（三）旧农民形象
1.资本主义发家致富道路的代表：
“三大能人”——阴险、贪婪、好色的富农姚士杰，狡猾、自私、精明的富裕中农郭世富、“最势利眼”、老谋深算、骄横强悍的新中农郭振山。
道德败坏程度与财富的数量、政治成分的高低成正比。
2.梁三老汉：
是传统意义上中国农民的典型代表。
他勤劳、淳朴，有着在几千年的私有制中形成的生活和伦理观念，希望通过在自己的土地辛勤劳动，过上幸福安康、老幼同堂的生活，充满对富裕的崇尚和敬慕。
是合作化运动的真正阻力。因为社会主义改造的目标，不是要消灭富农和中农，而是要彻底铲除私有制的土壤。
3.高增福
是梁生宝“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坚定支持者。心中有着挥之不去的“土改情结”，仇富心理重。
（四）新农民形象：梁生宝
1.具有天然的新农民本质。
“无父”的孤儿，“养子”使梁三老汉对他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党是他新的父亲。无父→代父→寻父→认父，使农民英雄能彻底摆脱与传统农民的血缘关系。社会主义是与生俱来的信仰。这成为文革文学中的模式之一。
2.对私有制有本能的仇恨。
3.体现时代精神的农民英雄。
继承了老一代农民忠诚厚道、勤劳简朴、坚忍不拔的传统美德，更有目光远大、朝气蓬勃、聪明能干、诚信自律、克己奉公、富于牺牲精神的时代品格。喻示着历尽艰辛的中国农民终于具有了自己的时代本质。
如与徐改霞的感情，爱情服从于事业。
最后发展成为“高大泉”式的人物。
（五）《创业史》的理想
1961—1964年，严家炎发表《关于梁生宝形象》等四篇论文，指出梁生宝的形象是概念化、理想化的，成功的形象是梁三老汉。
1.柳青想通过梁生宝的形象，创造出中国农民新的本质，创造出社会主义的新农民形象。
2.生活原型：特写《皇甫村的三年》中的王家斌，有着与梁生宝相似的经历。但作者注入了新的理想内容，屏弃了原型的弱点。
社会主义理想成为遥远的记忆，梁生宝作为注定失败的悲剧英雄变为历史。1988年“重写文学史”活动中，梁生宝成为公式化、概念化的虚假人物，，梁三老汉被视为唯一真实的农民形象。（教材P23）《创业史》导致了“人物服务主题、事件演绎主题、主题证明政治理论的怪诞模式”。（宋炳辉《“柳青现象”的启示》，《上海文论》1988年4期）
山西作家，即“山药蛋派”共同点：
1。地域上，赵树理，马烽等长期生活在山西，作品大多为山西农村生活，山西乡村的民情风俗参与了他们小说素质的构成。
2.写作与农村“实际工作”的关系，作家在生活中不做“旁观者”的主张，对他们来说不仅是叙事意义的，更是“社会功能”的，赵树理“问题小说”的观念，他们写小说是为了“劝人”具有“指导现实意义”
3.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来写的“写实风格”。作品的思想，形象来自于生活的底层。
4.重视故事性和语言的通俗，以便让识字不多的乡村读者能听懂看懂。
革命历史题材：一、梁斌的《红旗谱》
《红旗谱》与《青春之歌》代表的“成长小说”，是对以情节为中心的“革命通俗小说”的取代。后者中的人物性格是不变的，变化的只是事件与人物的遭遇。“主人公性格静止不变，他们是抽象的理想人物”，这是中国传统小说人物类型的共同特点。
《红旗谱》和《青春之歌》改变了传统小说的写作模式，开始以主人公的“成长”作为小说的基本线索，以此反映出一种历史主体的生长过程。即“人在历史中成长”（巴赫金语）。
《红旗谱》标志着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
（一）小说主题
描写“中国农民的成长史”的《红旗谱》，旨在揭示“中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个人复仇到为阶级献身，由自发革命走向自觉革命的斗争历程。
（二）朱老忠的形象
《红旗谱》中的三代农民代表着三个不同的时代：朱老巩——旧式农民的自发反抗；朱老忠——成长中的农民群体：从个人反抗到自觉革命，从家族反抗到阶级斗争；大贵、运涛等——觉醒的农民。
在传统的家族纷争（朱、严两家与冯家）的框架内，正邪形成对立。朱老忠的“成长”依然源于子报父仇。个人复仇是他“成长”的动因。
1.回乡一年多，他力图以“一文一武”和寻找“靠山”来复仇。此时还未形成真正的阶级意识。
2.在贾湘农和运涛等的指引下，逐渐体味到“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抽象意义，完成了民族国家意识和阶级意识的启蒙。“反割头税斗争”。
3.在“家族复仇”主题向“阶级斗争”主题的转换过程中，朱老忠将具体可感的个人仇恨置换为高度抽象的“阶级仇恨”，其形象象征着中国农民经历的艰难的现代化转型。
在“中国现代史”的背景上，“朱老忠一代”承先启后，由传统农民转换为现代农民。朱老忠的价值在于和传统农民英雄的区别。
杨沫的《青春之歌》
《青春之歌》写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成长史”。美丽纯洁的女学生林道静，此后就成为她成长道路上很多男性的欲望对象，在拒绝、逃避、犹疑和追求的艰难成长中，经过三次铭心刻骨的恋爱，最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者。从而揭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有在党的领导下，经过追求、痛苦、改造和考验，献身于人民的事业，才有真正的生存和出路，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杜鹏程《保卫延安》
内容 本书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正面描写人民解放战争的长篇小说。它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解放战争时期著名的延安保卫战的历史背景。作品成功地塑造了彭德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和以周大勇为代表的一大批指战员的英雄形象 歌颂了人民战士高度的阶级自觉性和英勇的献身精神 构成了一幅壮丽的人民战争的历史画卷。
主题 延安保卫战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彭德怀的英明指挥 广大指战员的浴血奋战以及周边群众的大力支持与配合共同的结果 是一曲人民军队的战歌
人物形象 以周大勇为中心 塑造了一系列的英雄群相。彭德怀 富有韬略的军事家 平凡的人民公仆。
历史地位 1.以雄伟的气魄反映了延安保卫战。描绘了人民解放军战争的壮丽画卷。2.具有历史真实性 突出战争的激烈性。“一个脚印一身汗 一寸土地一滴血”3.艺术上 材料取舍恰当 主要突出青化砭伏击战 蟠龙镇攻坚战 长城线突围战
《红日》，吴强所著红色经典小说，描写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在山东歼灭国民党部队整编74师的故事。故事以军长沈振新、政委丁元善所率领的一支部队为主线，环绕着山东战场上著名的莱芜、孟良崮两大战役，描绘了波澜壮阔的战斗场面和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
红岩精神
是革命烈士对共产主义信念执著追求的高度概括 是革命先烈坚持真理 改造社会的人生伟大实践 是革命先辈为国家为人民无私奉献的真实写照 同时也是改革开放发展建设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种精神支柱。红岩精神永存
《红岩》
罗广斌 杨益言。
主题 真实再现了革命胜利前革命烈士与放革命分子之间的艰苦战争 有力的鞭挞了敌人凶恶残暴的本质 悲情讴歌了共产党人坚韧的斗争精神和视死如归的高尚情操
艺术特色
a.取材上既法于历史又高于历史。
b.结构严谨宏大 情节错综明晰 主线 狱中的艰苦斗争。副线 地下党积极组织战争 游击队的斗争。
C.人物形象塑造独树一帜。如江姐 机警干练 特别细心 对革命战友关怀无微不至。如许云峰 受人尊敬的成熟的地下党领导 塑造了众多英雄群体为革命舍生取义的红岩精神。
非革命历史题材：《李自成》是 姚雪垠所著长篇历史小说，作者以“深入历史与跳出历史”的原则，描写了距今300多年的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和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小说以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由弱小变强大，转败为胜推翻明王朝统治、抗击清军南下为主要线索，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地再现了明末清初风云变幻的历史风貌和农民起义军从胜而败的悲剧结局，揭示了农民战争和历史运动发展的规律。
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来剖析封建社会的《李自成》，与直接表现现代革命运动的那些“革命历史小说”，一起参与了对现代历史本质的揭示。
通俗小说；是小说的一大题材类型，它是满足社会上最广泛的读者群需要，适应大众的兴趣爱好、阅读能力和接受心理而创作的一类小说。通俗小说以娱乐价值和消遣性为创作目的，重视情节编排的曲折离奇和引人入胜，人物形象的传奇性和超凡脱俗，而较少着力于深层社会思想意义和审美价值的挖掘。如，美国小说家米切尔的《飘》就最为典型。 主要分为言情、武侠和历史通俗小说。
《林海雪原》分析
“革命通俗小说”盛行于1950年代中期前后，主要有《铁道游击队》（知侠，1954年）、《林海雪原》（曲波，1957年）、《野火春风斗古城》（李英儒，1958年）、《敌后武工队》（冯志，1958年）、《烈火金刚》（刘流，1958年）等。
用传统手法表现“革命”主题，语言通俗，情节惊险曲折，故事性强。新文学运动中受批判的传统通俗小说，在新时代纷纷穿上“革命”的外衣登场。
《林海雪原》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作品。
1.背景：
在中国传统通俗小说（如《水浒传》、《三国演义》、《说岳全传》等）中，报恩与复仇是表达得最为集中的伦理观念。在中国这样的血缘宗法制社会里，报恩复仇的观念通过小说和戏曲的不断传播，已内化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即使新派武侠小说中的争斗，大部分理由是为报家族门派之仇，孝道为其提供道义支持。
2.伦理意义上的复仇主题
《林海雪原》类似侠义公案小说，在忠奸、善恶、正邪等道德冲突上确立政治原则。作品一开始就将“剿匪”的政治任务与个人“复仇”的自身伦理要求并置起来，“剿匪”也是“复仇”。作为叙事起点，此后陆续出场的所有正面人物几乎都有亲人被杀害的痛苦经历，为亲人复仇成为他们最内在的要求，也成为小说叙事的动力和方向。
3.独创性：艺术方法方面的“民族特色”，借鉴中国古典小说如“三国水浒”等的结构和叙事方式。另一个是夸张，神奇化赋予的故事情节上的偶然性，以及人物性格的“浪漫”色彩。
欧阳山《三家巷》：
《三家巷》作为十七年文学中独具风貌的一部作品，其故事发生在“五四运动后和“”大革命”时期的广州，与《红旗谱》等长篇一样，都是有关“革命”起源、过程的描述，但也有着其他小说不同的特点。他选择了对重大的历史事变的侧面描写的角度。“五四”运动、“五卅”惨案、省港罢工、中山舰事件、北伐战争等没有成为中心情节，而只是作为背景，在小说中构成特定的时代氛围。人物对革命斗争的参与，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不被设置为描述的重点。三家巷中几个家庭的日常生活和父辈、儿女之间复杂关系，构成故事的基本线索；因而或许也可以看做是“编年史式的姻亲家族叙事 ”。周、陈、何三家分属不同的阶级（手工业工人、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地主），对时势、政治有不同的立场和反应。但他们是近邻，周陈两家既是连襟亲戚，儿女又是同学。基于人情、事理、利害等复杂纠葛的都市日常生活、家庭关系，在书中得到细致描述。另一特点是人物创造上。能留给读者较深印象的，不是那些作者并非不经意的革命者形象，而是周炳、陈文雄、陈文婷等有着性格复杂性的人物。
这两个“特色”，是60年代对小说评价上的分歧点，也是小说内在结构矛盾的“根源”。侧重日常生活情景和亲友、恋人之间纠葛的描述，重视社会风俗和对周炳、陈文婷等的行为、感情状态的细致描写，在小说的批评者看来，是以生活风俗画冲淡了革命的气氛，粉饰了残酷激烈的阶级斗争现实。即使是为这两部小说辩护的论者，也会指出这种描述方式对反映“整个”阶级斗争形势和面貌带来牵制，和作家对周炳的弱点“批判”不够，对他与诸多女性关系的描写“格调不高”。这里涉及的是“革命小说”与旧“言情小说”的关系问题。50年代以后，由于“革命”的崇高和“纯洁”化特征的强化，由于现代“言情小说”受到的摒弃，作家对这一问题处理更加谨慎。欧阳山多少离开了这种严格的局限。那种“革命加恋爱”的人物关系和情节类型，传统“才子佳人”言情小说的叙述方式和语言格调，在他小说中多有泄露、正因为如此，当时的一些批评者，便会把《三家巷》、《苦斗》的这种表现，看作是对陈旧的美学情调和气息的不健康迷恋。《三家巷》的作者当然是要严肃地叙述，也多少明白“才子佳人”和他们的爱情，在现代革命小说中既不应占太多篇幅，也不具独立的性质——只有作为对“革命”的或正或反的证明才能存在。但情爱的纠葛可能展示的细腻、曲折，加上中国言情小说“传统”所提供的艺术经验，在写作中显然成为更具诱惑力的因素而让作者着迷。
都市小说：一是30年代刘呐鸥，穆时英等人的“新感觉派”小说，二是张爱玲，苏青等写上海市民日常生活的作品。有时被称为“海派”小说，也叫“市民小说”“都市小说”，部分与言情的“通俗小说”重合，但不是所有的都市小说都是通俗小说。
工业题材小说：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的劳动和生活，以及发生在工厂，矿山，建设工地的矛盾斗争。虽然受到重视和强调，当代工业题材小说，描述范围的狭窄，人物，情节设置的公式化，是普遍的问题。周立波《铁水奔流》，萧军《五月的矿山》，周而复《上海的早晨》
异端“非主流文学”；1.指的是那些偏离或悖逆主流文学规范的主张和创作。它是相对于不同阶段的那些被接纳、被肯定、被推崇的主张和创作而言，是个历史的感念。2.它在一个高度一体化的文学语境里，处于受压制的地位。
3.50-70年代出现，呈现为“阶段性”的特征，如1956-1957年，1961-1962 或文革后期等。
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李克和工农出身的张同志，虽然家庭背景，文化水平有很大差异，婚后却融洽幸福，待到战争结束进入城市后，思想感情裂痕出现加深，最终矛盾解决，俩人又和好如初。批评者认为“小资产阶级观点，离开了政治斗争，强调生活细节，迎合小市民的低级趣味”
路翎《洼地上的“战役”》《洼地上的战役》是路翎的小说。是一篇以抗美援朝题材，热情讴歌中朝人深厚友谊的优秀作品，描写了战士王应洪和朝鲜姑娘金圣姬之间朦胧的爱情。由于作品选取了一个最容易引起非议的生活侧面，描写了志愿军战士与一个朝鲜姑娘间朦胧的爱情，在作品发表后引起强列的反响，也有人对其进行批判。不久，因受胡风牵连，作者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小说自然也受到严厉的批判。
百花文学中的名篇：
1956年5月，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到1957年6月反右开始，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使作家的自我意识得以复苏，“五四”时期弘扬的人道主义思想有所抬头，出现了一批注重人性开掘和形式探索的短篇小说，被称作“百花文学”。
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属于“干预生活”的创作，抱着单纯而真诚信仰的“外来者”林震，来到新的环境，却不能顺利融入，因此感到困惑，以富于浪漫激情的青年知识者的形象，描述他们所看到的社会危机。此书在“反右派”时被打倒。
宗璞《红豆》：《红豆》是宗璞的成名作。小说运用倒叙的方式描写全国解放前夕女大学生江玫与银行家少爷齐虹之间的一段剪不断、理还乱的恋爱故事，揭示了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艰辛而曲折的心灵历程。通过一个爱情悲剧，表达了一个在时代巨变面前如何选择人生道路的重大命题。小说跳出了“爱情+革命”的枷锁，真实地描写青年知识分子的情感生活，反拨了传统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模式，体现了作家的一种人性关怀。“反右派”时被打倒。
吴晗《海瑞罢官》：1962年，江青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1965年初，江青到上海秘密策划炮制批判文章。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出由江青、张春桥等共同策划，姚文元执笔的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单干风”、“翻案风”联系在一起。，认为吴晗“隐射现实”，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第一节 50年代、60年代新诗概述
新诗创作的发展变化、主要成就及问题
（一）内容和主题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
“五四”以来的新诗以暴露社会黑暗、抨击反动统治、同情人民疾苦、鼓舞人民斗争为基本内容和主题，面对新生活，诗人们迅速调整创作视角，异口同声地唱起了颂歌——歌颂新中国、歌颂党、歌颂领袖、歌颂伟大的胜利和刚刚开始的新生活，成为诗歌创作的主旋律。大量颂歌涌现，成为共和国诗坛上第一个澎湃的诗潮。
诗服务于政治，诗与现实生活，与“人民群众”相结合，是当代诗歌观念的核心，“人民诗歌”在五六十年代，衍生出两种基本模式。一是强调从对写作主体经验情感的表达，转移到对客观生活，尤其是工农兵生活的反应，出现写实性的诗，产生了“政治抒情诗”；二是忽视否定新诗自身“传统”即五四以来的诗。
如郭沫若的《新华颂》、胡风的《时间开始了》、艾青的《国旗》、《我想念我的祖国》、何其芳的《我们最伟大的日子》等。
（二）存在的问题
1.流派的贫乏和风格的单一。“颂歌”与图解政策和流行的政治口号。
2.诗歌体式的畸形化。
3.诗美内涵的贫乏单一。
艺术情感的贫乏和艺术个性的丧失导致审美意象的单一。太阳、红旗、战鼓、井冈山、天安门、延安等庄严神圣的意象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甚至是惟一的审美意象。
三、“大跃进民歌”（“新民歌运动”）
（一）来源
1958年3月，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我国诗歌的发展退路，提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并倡议在全国范围内搜集民歌，认为民歌是中国新诗的一条出路。号召“需要用钻探机深入地挖掘诗歌的大地，使民谣、山歌、民间叙事诗等等像原油一样喷射出来”。此后，毛泽东对民歌创作、搜集运动进行政治领导。从4月开始，全国文联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地、县党委，都纷纷发出相应的通知，要求成立“采风”的组织和编选机构，开展规模浩大的“社会主义采风运动”，并强调“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在毛泽东的倡议和各级党委的领导下，新民歌创作，成为了由领导部门发动、组织的一个自上而下的群众运动。
大跃进民歌运动是全国范围的一次大型的诗歌运动，它的发生直接受当时政治、经济政策的操纵，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由政治冒进和经济失衡延伸下来的一次文学上的片面繁荣，确立了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创作理念。
（二）内容
大跃进民歌全面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深深地打着那个时代特有的印记。
（三）艺术
用“革命浪漫主义”的手法，重于写理想，抒豪情；在表现手法上则重夸张和想象。因此，大量作品以非同一般的想象力和极度的夸张，表现革命的壮志豪情和美好理想。
（四）间接意义
1.促进了长篇叙事诗的发展。
2.以对民间诗歌的收集和整理为前提，少数民族地区的歌谣和史诗受到高度重视。
3.扶植了不少民间歌手，如王老五、霍满生。
（五）评价
新民歌虽然标榜“浪漫主义”，实际它追求的是取消“个人主义”的“集体主义”的文学价值，是一种典型的“集体写作”的“大诗歌”。这场运动既脱离了毛泽东的初衷，也背弃了新文学民间化的传统。1958年大跃进民歌运动的前前后后，文学的民间化道路实际上是被文学的政治化所替代。
四、政治抒情诗
（一）定义
关注国际国内政治斗争，反映重大的社会矛盾，有着明确的政治指向和强烈激情的抒发。
1.内容：“诗人”以“阶级”的代言者的身份出现，表达对当代重要政治事件、社会思潮的评说和情感反应。
2.形态：表现为强烈的情感宣泄和政论式的观念叙说的结合，“广场诗歌”，便于朗诵，集体参与。
3.风格：思辨性、政论性和鼓动性是其最基本的抒情风格。声音特征则体现为一种洪亮而阔大的“放歌性”。
4.结构：主要分作苏俄式的阶梯体和中国式的铺排体两种样式。
（二）代表诗人与作品
1.郭小川：具有历史感的思想内涵与民族化、群众化的艺术风格相结合，创造了一个“有我之境”。作品中活跃着一个抒情主人公——战士的形象。通过对战士的内心世界、精神境界的探索，去思考一个人的生活道路和人生哲学等问题。
主要作品：《厦门风姿》(1961)、《乡村大道》(1961)、《甘蔗林—青纱帐》(1962)、《秋歌》(1962)、《刻在北大荒的土地上》(1962)、《祝酒歌》(1962)、《团泊洼的秋天》（1975）和《秋歌》（1975）。
“新辞赋体”：吸收、改造、发展楚辞、汉赋中的有益因素而创造的一种新诗体，又称为“郭小川体”。便于表达开阔的内容，抒发热情、豪迈、磅礴、雄奇的情感，奔涌着哲理和政论的磅礴气势。
2.贺敬之：借鉴国外政治抒情诗的“楼梯式”形式，并将中国古典诗歌的韵律和对仗，以及民歌中的某些形式融入其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正如茅盾所说：“总之，从艺术构思，诗的语言，行、句的对仗和平仄等等看来，不能不说《十年颂歌》对‘楼梯体’这个新的诗体做了创造性的发展，达成了民族化的初步成就，而同时也标志着诗人的个人风格。”
主要作品：《放声歌唱》（1956）、《东风万里》（1958）、《十年颂歌》（1959）、《雷锋之歌》（1963）、《中国的十月》（1976）等。
“楼梯体诗歌”：“楼梯式”的抒情诗体最早是前苏联马雅可夫斯基的独特创造，传入中国以后，对众多诗人都产生过重要影响，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组诗较早做出了成功的试验。其最大特点是：以马雅可夫斯基式的梯式排列的诗行结构，驾驭中国古典诗歌和民歌的韵律形式，使自由诗的散文的句式与古典诗歌和民歌的韵律得到了完美的结合。代表作《放声歌唱》等。
西南边疆诗群：西南边疆的军旅诗群更具有诗学上的意义.那里的诗群生存环境——奇特绚丽的自然景观,神奇深厚的民间文化等等,都是更加良性的,更加诗化的.”刚从战火硝烟中走出来的军人面对眼前的祥和静谧,禁不住诗心萌动,以公刘、白桦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青年军人在那里谱写了当代军旅诗歌更加清新的篇章.自然风景，民族风情加上民间诗歌丰富的比喻和表现方法，是避免现象肤浅和政治概念直白演绎的有效途径。
（三）诗学规范
1.强调诗歌的工具职能，强调为政治服务的直接性、主动性
2.选材上直接面对重大的政治事件，切近时事“和时代共脉搏”，为表现重大的政治命题，诗歌多取材于斗争历史、先烈遗物、英雄故事、革命圣地等，以此触发诗情，托物言志。
3.诗中的“我”往往以“阶级”“人民”的代言人的身份出现。
4.一般都采取“宏大叙事”的表意策略，大气势，大篇幅，大张旗鼓，大开大阖，艺术结构呈现为观念演绎的形态，“形象构成”是用形象化的豪言壮语来表达抽象的思维和概念，以喷薄的激情和形象的“政论”获得“炸弹与旗帜”的效应。
5.为获取宣传鼓动的效果，在诗情表达上经常使用反复渲染、铺陈的手段，重视节奏分明、声韵铿锵的音乐感，对偶、排比和华辞丽句的形式。
第一节 50年代、60年代戏剧概述
3.第四种剧本：
剧作家刘川在1956年提出。指我国50年代中期（主要是1956、1957年）在反映现实生活的剧作中，除去概念地表现工农兵生活的“三种剧本”（“工人剧本：先进思想和保守思想的斗争；农民剧本：入社和不入社 的斗争；部队剧本：我军与敌人的军事斗争”）之外，涌现出来的“不属于上面三个框子的”另一种剧本。
主要特征：一是在题材上的拓展，除表现工农兵的斗争生活之外，还描写工农于部、知识分子等的家庭生活、个人生活、感情生活等等；二是突破当时话剧创作中公式化、概念化的套子，代之以对真实生活的现实主义描写；三是主题大多表现人民内部矛盾。
“第四种剧本”是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剧作家勇闯禁区，大胆干预生活，真实描写现实生活的成果。它们与同一时期出现的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等深入触及社会生活矛盾的报告文学和小说一样，都是突破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的较为成功的作品。
主要作品：杨履方《布谷鸟又叫了》、海默《洞箫横吹》。
第二节 《茶馆》
（一）《茶馆》反映的时代
1.第一幕：清朝末年戊戌政变失败以后。
2.民国初期军阀混战时期。
3.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独裁统治时期。
（二）人物形象
人物众多。主要人物自壮到老。
（1）王利发：精明、干练，富有处世经验，而又胆小怕事。
（2）常四爷：耿直、刚强，有正义感和爱国心。
（3）秦仲义：受维新思想影响的民族资本家，一心走“实业救国”的路。
（三）独特的表现形式
1.新颖的艺术构思
（1）“反描法”
（2）“侧面透露法”
①富于民族特色和地方风味
②茶馆是三教九流汇集之处，可以容纳各种人物。
③茶馆是社会的窗口，可以窥见都市生活的一斑。
（3）舍弃“一人一事”的传统结构形式，采取“人像展览式”的方法结构全剧。
（4）没有贯穿全剧的戏剧冲突，而是采用纵横交错，虚实结合的座标式结构。
2.运用单纯的个性化语言，幽默，个性十足。
第一节 50年代、60年代散文概述
一、创作实绩
两个阶段：
（一）49—56年：通讯报告得到空前发展。
（二）57—65年：，因为调整，61年被称为“散文年”
1.抒情散文异常活跃：杨朔、秦牧、刘白羽等散文家已各自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
2.报告文学的新发展：由偏重记事发展为以写人为主，具有时代感和新闻性。
3.尖锐泼辣的杂文：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札记》有感而发，大胆泼辣。
二、十七年散文的审美特征
（一）选材上以“时代精神”为准则。
（二）艺术构思上的“诗化现象”。
（三）审美层次上的日趋简单化。
（四）1956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散文小品”开始与“特写”分开，散文与通讯报告特写分开。
第二节 杨朔、秦牧、刘白羽等
一、杨朔的散文
主要作品：《荔枝蜜》、《雪浪花》、《香山红叶》、《茶花赋》、《海市》等。
（一）创作之路
1.探索期：1937—1948年
2.发展期：1949—1959年
《三千里江山》是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长篇小说。
3.诗化期：1959—1966年
杨朔把散文当作诗一样来写，形成颂歌体的格调，如《雪浪花》、《荔枝蜜》、《茶花赋》等。
（二）诗化现象
1.以诗为文，意境深邃。
2.托物言志，借景抒情。
3.峰回路转，曲径通幽。
4.语言凝炼，清新别致。
（四）杨朔散文产生模式的主要原因
1.时代的产物
2.作家自身的局限
二、秦牧的散文
秦牧提出了题材与表现形式多样化、散文知识化与艺术化等悖于当时文学观念的创作主张，在文坛上独树一帜。其散文的影响与成就远在当时一般作家之上。
（一）艺术特色：
1.融知识性与思想性于一炉。
2.把“形散”与“神聚”结合起来，做到寓控制于放纵。
3.秦牧散文具有情趣性与幽默性。
4.秦牧散文的语言流利酣畅、凝练生动直面读者的亲切感和语言氛围。
（二）不足：
1.知识性的材料反复使用，失去了新鲜感。
2.罗列材料过多有冗长拖沓之感；浓重的说教气与肤浅的哲理。
三、刘白羽的散文
（一）艺术特色：
雄浑、豪放是刘白羽散文风格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个调高亢，具有炽热的共产主义理想色彩。
2.融情于景，借以抒怀壮怀激烈的诗情。
3.以情感为经线，生活的事件为纬线，经纬交织，波澜四起。
（二）不足：
1.豪言壮语、政治议论太多，削弱了散文的思想与艺术的魅力。
2.疏于修辞，语言比较冗繁，个别性文字表述不够清晰。
四、散文三大家风格比较
（一）从作家的气质和创作态度来看
1.杨朔：诗人气质→散文→诗
2.刘白羽：战士→散文→武器
3.秦牧：学者→散文→无所不谈
（二）从艺术手法来看
1.选材：
杨朔：托物言志，以小见大。
刘白羽：选取壮美的景物和富有象征意义的事物。
秦牧：丰富多彩，涉笔成趣。
3.语言：
杨朔：清新委婉。
刘白羽：刚健绚丽，气势雄浑。
秦牧：自然亲切，讲究文采。
文革文学：明确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斗争”和中共领导的革命的绝对地位。创造新人形象（工农兵英雄等）作为中心，根本的任务。虽然在延安时期就提出，但现在这一根本任务成为有严格规定的，不得稍有违反的律令。一方面所有文学作品都要表现英雄人物，二是英雄人物必须高大完美。
“三突出”原则：在所有人物当中 必须突出正面人物 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 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纪要》：全面阐述了激进派别“文艺纲领”的纲领和策略。在批判旧文艺的同时，要创造新文艺，题材上“要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艺术方法要“采取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办法。
样板戏：样板戏是指文革时期被树立为“革命样板戏”的以戏剧为主的二十几个舞台艺术作品的俗称。被描述为与“旧文艺”决裂的产物，强调他们开创“文艺新纪元”的意义。最主要的特征，是文化生产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其代表性的作品有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杜鹃山》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等剧目。
普及样板戏的运动：1.组织“样板团”去外省巡回演出
2.组织各地剧团来北京学习“革命样板戏”
3.利用电影，忠实的“复制”
4.大量出版有关“样板戏”的书刊。
京剧革命：文化大革命期间，党提出，舞台不能都交给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要展示革命题材以及工农大众、革命人民的现实生活，在江青的指导下，首先排出了《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京剧，称为样板戏，以后又排演了出了《杜鹃山》、《海港》等一大批到现在都有深刻影响的剧目，各地方剧团、文工团、京剧院也根据“样板”排演，这些京剧统称为革命现代京剧。
地下文学：除了文革期间公开发表的作品，还有另外一种文学。他们不同程度的具有“异端”因素，写作和发表处于秘密，半秘密的状态，常用手抄本方式传播，有的以手稿形式保存，没有发表。
诗歌：一些是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胡风，牛汉。一些是“上山下乡”的“知青”，其中有“白洋淀诗群”。北岛，舒婷。
白洋淀诗群 ：是指60年代末70年代中期 一批由北京赴河北水乡白洋淀插队的知青构成的诗歌创作群体。主要成员有芒克、多多、根子、方含、林莽、宋海泉等。此外 还包括虽未到白洋淀插队 但与这些人交往密切 常赴白洋淀以诗会友、交流思想的文学青年如北岛、严力、江河、郑义、陈凯歌等。
小说：“手抄本小说”：张扬《第二次握手》
1976～1989文学思潮
第一节 新时期文学初期的文艺复苏
一、“天安门诗歌”运动
1976年4月“清明节”前后，人民群众冲破当时的禁令，掀起一场以悼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为主要内容的“天安门诗歌”运动。这场诗歌运动主要利用旧体诗词的形式，表达了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愤怒与谴责，体现出文学极强的现实功利性。诗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忧国忧民的深沉思考，直面现实的战斗式的人文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时期文学初期的思潮趋向，并引发了 “伤痕”类型文学创作的出现。同时，“天安门诗潮”也是新时期文学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悲愤”式悲剧文学审美形态的滥觞。
二、第四次文代会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纠正“文革”及以前极左思潮的错误，党和国家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为总结30年来文艺工作的经验，明确新时期的文艺工作方针，调整文艺政策，1979年10月30日，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的召开，3200人参加，邓小平致辞，强调文艺民主，重申“双百”方针，标志着文艺界的全面“解冻”，彻底开启了由极左路线的影响返归到文艺依自身规律全面发展的拨乱反正。
“新时期文学”：新时期文学是我国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指1976年以后的我国文学家创作活动，是指人们对“文革”后正在展开的文学的命名。1976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尤其是从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进而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文学也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变化，从此被称为“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学”。
1981茅盾文学奖，1986鲁迅文学奖
第一节 80年代小说概述
一、伤痕文学（伤痕小说）
再现了十年浩劫造成的人民心灵创伤的历史悲剧，表达了整个民族在政治的反拨中痛定思痛的强烈感伤情绪，是新时期文学发展中的第一个高潮，由卢新华《伤痕》得名。代表作品有刘心武的《班主任》等。
意义与价值：
（一）“伤痕文学”冲破了极左文艺思想的种种清规戒律，冲破了一个个现实题材的禁区，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社会问题，创造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批社会主义时期的悲剧；
（二）它在当代文学史上第一次真正遵循现实主义美学原则，“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开启了80年代文学现实主义深化的道路；
（三）它在当代文学史上第一次真正地从人道主义立场来塑造人物，描写人性悲剧，成为新时期人道主义文学的先导。对新时期文学创作及后来的作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刘心武《班主任》
古华的《芙蓉镇》等。《波动》《公开的情书》《晚霞消失的时候》
反思内容发表于1977年《人民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一个坐标点，标志着“文革”结束后中国文学的真正转机。被誉为是新时期“伤痕”文学的开端。
1.主题
小说《班主任》通过对宋宝琦、谢惠敏的剖析，使人们看到一代青少年在文革的思想禁锢下，而临着怎样可悲而又可怕的厄运。
2.人物
（1）宋宝琦是一个正在被拯救出来的畸形儿，是文革极左思潮的必然产物。在宋宝琦的躯体里，只有愚昧无知的空虚灵魂。他是文革毒化出来的变了形的灵魂，以小流氓的身份存在于社会。
（2）谢惠敏的形象进一步揭示了文革中精神污染的严重性。这个十五岁左右的初三年级的学生，从开始接触社会时起，就处于“四人帮”封建法西斯的专制横行之时，在文化舆论被死死地控制的情况下，她逐渐开始习惯和适应社会现实。她单纯迷信一切用铅字排版出来的东西，在她的思想里，把这一切都当作天经地义的“最最革命”的“社会主义”。她厌恶宋宝琦，但是在愚昧无知这一层面上，她和他是一致的。谢惠敏丝毫没有怀疑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她的言行符合一个“正面人物”的“典范”。在自己成长的最基础的阶段，谢惠敏正在被一种政治所利用，是一个时代悲剧人物。
二、反思文学
以茹志娟1979年2月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剪辑错了的故事》为标志。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批作家从政治、社会层面上还原“文革”的荒谬本质，并追溯到此前的历史，从一般地揭示社会谬误上升到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上，和伤痕文学相比，其目光更为深邃、清醒，主题更为深刻，带有更强的理性色彩。代表作主要有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
和合法性的动力。梁晓声，王安忆，李晓，陈凯歌
1.反思建国以来各种运动和极“左”思潮对人的生活和命运的影响。
2.揭示封建残余势力和封建意识在现实生活和人们精神上的烙印。
3.反思党和人民的关系，批判官僚主义。
4.对扭曲人格或心理及“国民性”的剖析与针砭。
反思文学与伤痕文学的关系：伤痕文学是反思文学的源头，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的深化。“深化”指的是超越暴露，控诉的情感式宣泄，引入思考，理性分析的成分。但“深化”又可以理解为对“伤痕”的表达和历史责任的探究，纳入权力机构已经做出清理的有关当代史叙述的轨道。
知青小说：1.作者曾是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2.作品的内容，主要有关知青在文革中的遭遇，但也包括他们后来的生活道路。有明显的自传色彩，书写与国家政治紧密相关的个人经历，知青们持续不断地证明自己的价值
三、改革文学
天津作家蒋子龙率先推出了《乔厂长上任记》，开创改革文学先河。
改革小说侧重反映的是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社会矛盾，记录了改革的艰难及其导致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观念的变化。在创作方法上以现实主义为主，注重人物形象特别是改革者的形象。大体类型分为农村题材和城市题材两类。
四、寻根文学
1985年前后兴起。以现代意识观照现实和历史，反思传统文化，重铸民族灵魂，探寻中国文化重建的可能性；作品题材和文化反思对象呈鲜明的地域特点；在表现手段上既有中国传统文学的手法，又运用现代派的象征、暗示、抽象等方法，丰富和加深了作品的文化意蕴。
1.前奏：汪曾祺、邓友梅等的小说创作。
2.寻根小说对根或文化的态度：
第一类：持肯定态度。如阿城《棋王》，邓友梅《烟壶》、《那五》等。
第二类：持否定态度。如韩少功《爸爸爸》，王安忆《小鲍庄》等。
第三类：持辩证态度。如冯骥才《神鞭》，李杭育《最后一个渔佬儿》，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张炜《古船》等。
“京味小说：八十年代，北京记忆的书写成为一个文学现象。传统与现代的冲突，纠结在都市生活中的独特表现，人对于城市，对于北京文化的体验，成为一批作家自觉关注的对象。邓友梅，陈建功，冯骥才，陆文夫。
六、现代主义文学（现代派、先锋派）
现代主义文学是以80年代初王蒙等中年作家尝试借用意识流等一些西方现代派文学手法为先声的。1985年后迅速兴起的“新潮小说”、“先锋小说”，标志着当代小说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从操作技巧到思维方式的全面引进，一时间，意识流、存在主义、荒诞派、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等等几乎整个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小说流派都可以在中国找到各自的投影。刘索拉、徐星、马原、残雪、莫言、洪峰……也都成了不断引起轰动与论争的名字。
90年代之后，小说创作突破了创作方法上的壁垒，出现了新写实小说、新状态小说、新现实主义小说、新生代小说等名目繁多的潮流，当代文坛进入了众声喧哗的杂语共生时期。
现代派小说：刘索拉，徐星，残雪。他们对主流的价值观，生活方式，持嘲讽的态度
，以愤世嫉俗，戏谑的叙述来质疑当代基于某种价值标准之上的观念和行为规范。
荒诞，变形，形象化的抽象。其实，他们要表达的，是走出文革阴影的一代，在现代化实践过程中追求人性，自由精神，和主体创造的“情绪历史”
先锋小说：先锋派小说又称新潮小说，它主要是指8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一批具有探索和创新精神的青年作家所创作的新潮小说，个人主体的寻求，和历史意识的确立已经淡薄，它们重视的是“文体的自觉”，即小说的虚构性，和“叙述”在小说方法上的意义。他们关心的是故事的“形式”，把叙事本身看做审美对象。虚构与真实有意混淆，代表作家有马原、洪峰、残雪、扎西达娃、苏童、格非、北村、孙甘露、余华等。
新写实小说：普通小人物的衣食住行，在艺术方法上，持一种较为开放的态度，表现一种所谓还原生活的“零度叙述”的方式。叙述者较少介入故事的态度，较难看到叙述者的议论或直接的情感，价值评价，不作主观预设的呈现生活原始状貌。池莉，方方，刘恒，刘震云
新写实主义与传统现实主义的区别：
1.以“非理性”的哲学基础取代“理性”的哲学基础。
2.以“小写的人”取代“大写的人”
3.以 活着的故事 取代 生活的故事
4.以零散化，平面感 取代典型化
5.更加自然
6.以冷静的客观主义取代充满激情的理想主义。
第二节 王蒙 刘心武 高晓声（反思小说）
一、王蒙
1.从《夜的眼》起尝试借鉴西方“意识流”的创作技巧，用主观感受、内心独白、自由联想、梦幻等艺术手法来表现心理内容，扩展了小说的艺术空间，增加了艺术容量。《春之声》、《布礼》、《蝴蝶》、《风筝飘带》等都使用了这一手法，成为小说艺术探索的急先锋。
《春之声》写工程物理学家岳之峰出国考察之后乘火车回阔别二十多年的家乡沿途的所思所感。德国的现代社会图景，奔驰汽车工厂，西门子公司，中国当前的落后和人们思想的向上状态，车上学外语的青年妇女，自己青春时代的活力，都在很短的实际叙述时间内，在有限的空间中（火车车厢）表现出来。小说从情节来看时间跨度很短，但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却跨过了三十余年，借鉴了意识流的表现技巧，运用了心理结构的艺术方式，但重点不在心理描写，不在探索人的精神世界，而主要是作为一种结构小说的方式。形成心理结构。
2.语言运用上，“拟骚体”，挥洒，张狂，瀑布型，汪洋恣肆。王蒙对语言的运用有过人的才能，善于“以最公开的语言，传达最不宜公开也不易公开的灵魂秘密的说话艺术。”这种反讽，在王蒙其他的小说如《说客盈门》、《冬天的话题》、《一嚏千娇》等小说中都得到很好的运用。
三、陆文夫
1.陆文夫小说有较强的社会文化批判力量。他善于以小见大，反映出深广的社会历史内涵和思想意蕴。
2.陆文夫的小说中有着丰厚的文化内涵，这表现在对苏州历史文化、风土人性的展示，和对本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和文化个性的描写。是文化味浓厚的小说。被认为是寻根文学在城市生活题材中的实践。
3.他的作品具有独特的幽默感。陆文夫自称为“糖醋现实主义”。他善于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挖掘喜剧因素，却又开掘出悲剧意蕴，这是艺术表现上的个人风格。
四、高晓声
《李顺大造屋》和由《“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陈奂生出国》等所组成的“陈奂生系列”小说是其创作中最有影响的作品。
（一）内容
反映了建国以来中国农民的生活和心理历程，有社会政治批判，也有对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等深层根源的揭示。其深刻之处在于，通过李顺大、陈奂生等一系列典型形象的塑造，深入探讨了“左”倾错误和封建残余得以蔓延的温床（即民族的“劣根性”），继续了“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对于“国民性”问题的探讨，从而，从鲁迅、赵树理而至高晓声，他们所塑造的农民形象，恰好构成了中国农民从民主革命到八十年代的命运变迁和灵魂的演进史。
（二）形象
高晓声塑造了一批被称为“中国农民的灵魂”的人物形象，他们有着中国农民善良、朴实忠厚的传统美德，也有数千年的历史传统所积淀下来的民族“劣根性”。《李顺大造屋》中的李顺大，忠厚老实，坚韧顽强，也头脑简单；《陈奂生上城》中的陈奂生，纯朴善良，又精明狭隘。
这些人物形象体现了社会政治和文化心理两个层面：
（1）政治和政策层面是80年代作家关注的重点，对十七年文学传统的继承，关注政策对农民生活和命运的影响：李顺大建国后三十年造屋一波三折的经历，是对极左政治的血泪控诉；陈奂生生活的改善、精神面貌的变化又证明了党的富民政策的英明。
（2）文化和心理层面，对国民性的探讨。
《陈奂生上城》（1980年）
反映时代变化的现实主义题材小说，小人物命运的悲喜剧
陈奂生的形象有着鲜明生动的性格特点和深厚的历史内涵。这个艺术形象深刻概括了新中国三十年农民的命运，特别是反映了农村改革全过程中农民心理变化的过程。陈奂生的形象最早出现于小说《“漏斗户”主》之中，这里的陈奂生，是一个象李顺大一样以满足一家人的基本生存即吃饱肚子作为自己最高愿望的底层农民，而其勤勉一生，却仍然食不裹腹，只是在实行了新的经济政策之后，他才摆脱了几十年的穷困与饥饿。陈奂生的性格特点在《陈奂生上城》中得到了最为集中的展示。小说在真实反映农民物质生活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极其敏锐地表现了他们的物质生活改善之后精神面貌所发生的变化，提出了新时期农民应该有着怎样的精神生活、精神状态以至精神性格的重要问题。
陈奂生的形象映射出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农民的身影。此时，中国的极左政治刚结束，改革开放刚启动。陈奂生上城的遭遇，使他受到心理震荡，凸显了他精神的两面性：勤劳而节俭，厚道而精明，善良而狭隘，有追求生活幸福的韧性，也有容易满足的浅薄、讲究实际，狭隘自私。长期的大锅饭式的农村经济体制使他的主人意识逐渐淡漠乃至消失，在生活中失去自己的位置。在时代变革关头又产生新的困惑和各种复杂心态，表现出历史性的心理变化。这是一个处于社会底层、没有自主权的小生产者形象。反映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农民的经济状况、政治待遇、社会地位、精神状态。
高晓声的写作是对“五四”启蒙主义文学传统的继承。长期的小农经济生产生活方式和封建文化的影响，造成了李顺大和陈奂生们的思想弱点和性格缺陷，这种缺陷最为集中地表现为他们的“奴性”意识和“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
（三）艺术特征
1.创作手法主要是现实主义的，又借鉴西方小说表现人物心理活动的方法，细致入微地绘写人物的精神世界和心理历程。
2.善于通过个性化的细节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和精神世界，善于通过个性化的人物语言来刻画人物性格。
3.语言富于幽默感，娴熟的白描技巧，构成独特的风格。
第三节 蒋子龙 张洁 谌容
一、蒋子龙（改革文学）
1979年发表成名作《乔厂长上任记》，此后沿着工业、城市题材创作思路，有《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拜年》、《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锅碗瓢盆交响曲》、《燕赵悲歌》等优秀小说，成为“改革文学”的代表作家。
（一）内容
1.主要反映城市生活、工业生产，关注工厂在管理上的革新，关注社会改革对传统的生产方式、人际关系和人们的社会价值观的影响，揭示现实问题如经济体制和干部制度的改革问题，权力与腐败问题，批判落后的思想观念。
主要成就是创造了“开拓者家族”系列人物形象。《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是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改革者形象。小说在多种冲突中展示乔光朴的思想性格，他的一身正气、光明磊落、英勇无畏、坚忍不拔，还有杰出的企业管理才能，几乎十全十美。小说也暗含英雄美人模式。乔光朴是新时期工业改革题材中较早出现的改革者形象，因其人格魅力而赢得读者共识，一时成为当代工业改革家的代名词。
2.1984年前后，蒋子龙的创作有所变异和发展。题材上曾转向乡村改革，《燕赵悲歌》表现农村改革，塑造了武耕新这个当代农民企业家的形象，有乔光朴气质的农民，不伦不类。《蛇神》塑造了“蛇神”邵南孙这个人物形象。文革前，他以善良者多情者形象出现，文革后，却表现出恶意报复与道德的沦丧。善与恶、美与丑集于一身，引来争议。后少有创作。
（二）艺术特征
艺术风格粗犷刚健，充满理想主义激情，具有阳刚之美。在叙述方法上，一般少作细描和心理活动刻画，而是设置剧烈矛盾冲突，将人物置身于激烈矛盾中，通过人物同外部世界的冲突表现人物，主要以人物行为和语言表现人物。
不足主要在人物理想化、类型化，人物形象不够丰满，议论过多。
二、张洁
代表作《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爱，是不能忘记的》、《沉重的翅膀》、《祖母绿》等。这批作品注重探索知识分子尤其是知识女性的心灵世界，兼具理想主义气质、现实精神、女性意识。
《沉重的翅膀》是新时期第一部反映经济体制改革的长篇小说，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作品围绕经济体制改革问题，描写了1980年前后发生在高层（国务院一个部委）的一场复杂斗争。
三、谌容
1980年的《人到中年》，主要描写中年女医生陆文婷因长年超负荷工作导致心肌梗塞、差点死亡的悲剧。小说还描写了陆文婷周围一些处境相似的知识分子的悲剧处境，陆文婷的丈夫傅家杰，不仅要做家务事，还承担着繁重的科研任务，可他回到家里连一张可以写字的桌子也没有，只好在床板上写论文。陆文婷的同事刘学尧、姜亚芬夫妇，由于生活困难解决无望，专长得不到发挥，抱憾离开了祖国。小说反映了当时中国普遍的社会问题：中年问题、知识分子问题，是新时期小说题材和主题上的开拓。
第四节 汪曾祺 邓友梅 冯骥才 贾平凹
80年代文学的真正变革实际上是在主流的思潮背后悄悄进行的，它始自非常边缘化的“风俗小说”的出现。当1980年前后，邓友梅、汪曾祺、陆文夫等人的“京味小说”和“苏南风情小说”，稍后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和冯骥才的“津味小说”等问世的时候，人们感到了它们的异类和新鲜，但对其出现的意义却并未真正意识到。它们是“寻根小说”的先声。
一、汪曾祺
汪曾祺建国后到80年代之前并未发表小说，1980年起发表《受戒》、《大淖纪事》、《异秉》、《岁寒三友》、《八千岁》等一系列有怀旧意味的短篇小说，多取材自故乡江苏高邮的生活，而且是作者早年所见的生活景象，有理想化色彩和美化倾向。
（一）内容：
汪曾祺避开了中国乡村的贫困、文明程度的低下等负面内容，放大真善美，透露出超凡脱俗、回归自然的审美态度和对自然、健康的人性的呼唤。其中隐约可见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种追求：世外桃源式的社会理想和人生境界。这些小说被称为“文化小说”。
（二）艺术特色
汪曾祺的小说淡化情节因素，细描风景画和风俗画，渲染人情美和人性美，营造诗意氛围，这些因素有机融合，形成一种闲适、散淡、优雅的审美情趣。总体风格上，汪曾祺的小说具有清新隽永，淡泊高雅的诗化小说效果。
1.总体风格：超脱、通达、冲淡，闲适，富有诗意
2.乡土气息和地域风情，如描写人们的日常生活、生产活动、生活器具、民歌、对联、剪纸、绣花、上庙进香、受戒等，展示了一幅传统中国农业社会的文化图景。带有理想化特点。
3.淡化情节，重写氛围和情绪，风格近似随笔。
4.语言简洁质朴，纯净透明、生动传神。以叙述为主，既口语化又典雅脱俗，是一种“诗化的小说语言”。
汪曾祺的小说创作是对建国以来单一的审美情趣和单一的小说形式技巧的一次冲击。汪曾祺小说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当代小说创作多元化趋势的开始。
二、邓友梅
邓友梅的小说创作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双百”方针时期，以《在悬崖上》为代表作；第二阶段是文革结束初期，以《追赶队伍的女兵》为代表作；第三阶段主要创作北京民俗市井小说，以《那五》，《烟壶》等为代表作。
（一）内容：
从《话说陶然亭》、《寻访“画儿韩”》开始，邓友梅转向写北京市井风俗小说。中篇小说《那五》、《烟壶》、《“四海居”轶话》、《索七的后人》等，在新时期文学中开“市井小说”风气之先。这组中篇系列小说在写人物命运时融合进北京地方历史、风土人情、日常生活、自然风景，以丰厚的历史、 民俗和人性含量，构成当代小说中前所未见的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风俗画卷。
（二）艺术特色
继承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传统，主要通过人物语言、行动以及细节描写刻划人物性格，讲究生动传神；叙事风格追随老舍，写人状物多用白描手法，又具有浓郁的“京味”，舒缓明朗而又幽默谐趣。
三、冯骥才
从1984年的《神鞭》起，冯骥材开始了“文化小说”的创作。“文化小说”系列“怪世奇谈”（《神鞭》、《三寸金莲》、《阴阳八卦》）是作者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探索，体现了一种文化反思，也是作者独特的表现方式。作者写“怪世奇谈”系列小说的目的，是想克服中国民族性格中的顽固惰性，从而冲出文化怪圈，再造民族性格，带有鲁迅式的文化批判意识。作品充满天津的市井风格情调，人称“津味小说”。
第七节 徐怀中 莫言
莫言
（一）总体特征
主要作品有小说集《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家族》和长篇小说《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等。
善与恶、美与丑，大悲与大喜，梦幻与写实的交汇和复杂结合。莫言以一种奇异的然而是新鲜的艺术感觉，重新认知我们民族的生命和文化心理。
（二）《红高粱》
1.关于祖先的英雄传奇
一个民间抗日故事和爱情故事，虽然是虚无缥渺的自由野性生命的民间神话，但写出了艰难的生存条件和充满野性的顽强生存，小说主人公们敢爱敢恨，敢生敢死，表现了原始生命力的主题，是对民族骁勇血性的理想状态的寻找。成为新历史主义叙事的一个发端性的作品。
2.复合美感
小说通过战争这一特殊的环境来开掘农民意识的正负两面。“我爷爷”这批人“杀人越货，精忠报国”，有无拘无束的叛逆性格和土匪习气，又有除暴安良、抗御外侮的坚韧不拔的传统优秀品质。小说展现的内容也善恶混杂，美丑交织，既充满血腥味，又富有神秘感。
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开了描写丑恶的先河。“罗汉大爷的头皮褪下，露出了青紫的眼珠。露出了一棱棱的肉……”。当代文学中的审丑意识最早出现在莫言的小说中。
《红高粱》中悲剧与反讽交织，它写的是一出悲剧，但又不同于传统的悲剧，它不是在最悲恸之处引起人们的“悲悯”、“同情”、“崇高”的美感，它的“反讽”叙述，给人以一种新鲜的美学感受。以轻松甚至幽默调侃的笔调写惨烈的死亡场面，使小说具有多义的审美意蕴。在孙五剥罗汉大爷人皮时，作者用一种奇异的感觉来写这一场面：一方面是写罗汉大爷“一股焦黄的尿水从两腿间一窜一窜地龇出来”，“肚子里的肠子蠢蠢欲动，一群群葱绿的苍蝇漫天飞舞”；另一方面又写“父亲看到大爷的耳朵苍白美丽，瓷盘的响声更加强烈”。前者近乎一种亵渎意识、而后者又掺杂着一种幽默调侃的意味。在传统小说歌颂英雄的场合，《红高粱》却用这种前所未见的语调来写，逼视历史现场和人物的真实面目，逼视生活的“日常”性，真实性。
莫言说：“如果一味地歌颂真善美，恰好变成了一辆独轮车。”之后残雪、余华、苏童、北村等都对人性中丑的因素进行了充分揭示。
第一节 80年代新诗概述
文革后的“政治诗”调整：1.强调对“社会现实”的干预和批判精神2.个人体验的加入
一、“归来”诗人群
“归来的诗人”也称“复出的诗人”，指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因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一些原因而被迫中止创作或根本不能公开发表作品，到七十年代末即粉碎“四人帮”后才陆续回到诗坛的诗人。1980年，艾青出版了他复出诗坛以后的第一部诗集——《归来的歌》，此后，流沙河创作了《归来》，梁南创作了《归来的时刻》等作品，“归来”的诗歌主题就成了八十年代蔚为大观的诗人创作现象。他们的作品展示了诗人在承受苦难蒙受冤屈后，其灵魂的深度和人格的力度。主要包括三个群体：（1）1957年反右运动中错划为右派的“右派”诗人，如艾青，公刘，邵燕祥，流沙河，蔡其矫，昌耀等，（2）1955年因“胡风反革命集团”受到牵连的“七月”派诗人，如绿原、牛汉、曾卓等，（3）面对褊狭的艺术观念而“自觉”从诗坛消失的“九叶”派诗人，如郑敏、辛笛、陈敬容等（穆旦逝世）。通过饱经沧桑的个人“自白”、洞悉世情的历史反思、对于社会人生理想的坚守与执着，以深情的歌唱展示出来，歌咏“归来”，诉说冤情，袒露心志，是“归来者”之歌共有的主题。
二、朦胧诗
朦胧诗，作为一个独特的诗学概念，指称的是以舒婷、顾城、江河、杨炼、芒克、方含、食指、多多、梁小斌等为代表的一批“文革”中成长的青年诗人的具有探索性的新诗潮。
（一）内容
作为一种新诗潮，一开始便呈现出与传统诗歌不同的审美特征。对人的自我价值的重新确认，对人道主义和人性复归的呼唤，对人的自由心灵奥秘的探险构成了朦胧诗的思想核心。
（二）艺术特征
1.意象化、象征化和立体化，是朦胧诗艺术表现上的重要特征。朦胧诗高扬主体意识，以意象化方式追求主观真实而摒弃客观再现，意象的瞬间撞击和组合、语言的变形与隐喻构成整体象征，使诗的内涵具有多义性。
2.捕捉直觉与印象，用情感逻辑取代物理逻辑，以时空转换和蒙太奇造成诗歌情绪结构的跳跃性和立体感，使诗歌情绪内涵获得了弹性张力空间。
朦胧诗意味着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探索的再出发，意味着诗坛恢复了与世界现代诗坛的某些联系。
三、第三代诗人
“第三代诗人”或称“新生代诗人”、“后新诗潮”的集体亮相是在1986年，《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以“现代主义诗歌大展”的方式集中介绍了由100多名第三代诗人分别组成的60余家自称诗派及其实验诗歌代表作品，如南京的“他们”，上海的“海上诗群”，四川的“莽汉主义”、“非非主义”、“整体主义”、“新传统主义”等等。
“第三代诗人”的诗歌观念：
（一）提倡“非文化”，“回到本身”，从表达文化、历史或政治理念回到诗，回到生命或事物本身，这是第三代诗学最基本的出发点。
（二）强调生命的体验性、感觉性和本真性。他们的创作以“解构”为核心，消解理想，反对崇高，诉求心灵自由，表现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和世俗人生中的个体的感性生命体验。
（三）语言上的特征为反意象、反修辞、口语化。企图还原到前文化状态。
“海上派”：诗人的孤独感，源自生活在这个东方大都市的“无垠的”状态所带来的精神焦虑，他们试图通过诗歌“恢复人的魅力”。作品普遍有更多知性色彩和矜持的“贵族“气息。一些作品，写城市日常生活的荒诞，人的孤独。死亡是经常涉及的主题，怀旧作为一种“逃离”或“自救”的方式，也普遍出现在他们作品中。
四川“莽汉主义”“非非主义”：对文化的反叛与超越。“捣乱，破坏，炸毁封闭式或假开放的文化心理结构”为宣言，表现了“反文化”的姿态。玩世不恭的调侃，嘲讽，随意性，口语化的语调是大致风格。
八十年代散文：老作家的散文，回忆往事，怀念亲友，记述个人琐碎，片段的经历，对所见所闻发表感言。巴金《随想录》，孙犁，杨绛《干校六记》
学者散文，文化散文：一些从事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在专业研究之外，创作了融汇学者的感性体验和理性思考的文章。金克木，张中行，余秋雨《文化苦旅》。他们的不同之处是，关注的不是“识”，而是“情”“理”。
新历史小说；这些“历史”大多不是历史事件，而是在“正史”的背景下，书写个人或家族的命运。“历史”是一个忽略了时间限定的与当下现实不同的空间。有沧桑感。表达一种“抒情诗”式的个人经验。苏童《我的帝王生涯》
90年代的小说：历史题材很多，《康熙大帝》《雍正皇帝》
家族题材：《白鹿原》《古船》《尘埃落定》
“现实主义冲击波”："现实主义冲击波"最初指90年代中期刘醒龙、谈歌、和申、关仁山等作家关注现实的一批作品出现的效应，后来扩大指称90年代后期大量出现的以"现实主义"方法表现当前乡镇、工厂、城市现实生活和经济生活为核心的社会矛盾的小说在文学界产生的影响。
这些小说开始为一些中短篇、后来则主要是长篇，并在题材上不断扩大，以全景方式书写90年代以来的经济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过程及其面临的问题与冲突，另一重要方面是对官场和遍布社会各个角落的"腐败"现象的揭发和抨击并出现"反腐小说"的类型概念。
"现实主义冲击波"指称的作品主要有刘醒龙《分享艰难》谈歌《大厂》《车间》《天下荒年》和申《信访办主任》关仁山《大雪无乡》《九月还乡》周梅森《绝对权力》陆天明《苍天在上》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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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
中国当代文学史脉络笔记
共享文档 2012-03-30 22页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脉络笔记
■第一讲：新规范的确立与大一统格局的形成
政治工具：“新”规范指导了所有作家，影响了所有的文学创作。
●一.新规范的源流
1942年延安，当时只能延安边区的新规范，在1949年，随着军事上的胜利，在文化上也很快占领了全国。
★三十年代：
（1）左翼文艺运动（上海大都市形成，严格说来其作家不是知识分子时征，左翼文艺与延安文艺是不尽相同的，“左翼十大西北地方合流”形成延安文艺）
（2）革命文学运动：创作社，太阳社
（3）五四新文学运动，其与1942年之后的“新规范”究竟是否存在关系？继承关系？“五四”文学最突出的特点是“人的文学”，新文学运动是一次人的解放运动。（南京大学徐稚英先生最早明确提出）因此，也可以说是“启蒙文学”“救亡文学”（八十年代李泽厚提出）“启蒙和救亡是双重的变奏”。李老师认为：五四改变中国的精神，更新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启蒙，是比救亡更重要的，而不是该为救亡所压倒。启蒙的基本点是人的个性和自由。战争中步调统一的需要，困难当头国人的爱国情绪，使“启蒙”不得不被打断。一直到八十年代，李泽厚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启蒙救亡变奏”的文学论点。然而这一论点是不全面的。
启蒙+救亡+翻身 中国传统固有的“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阶级意识和斗争手段，在五四时期，“十月 命一声炮响”的推动人民族 阶级和影响下有了发展。
★新规范的源头是翻身而非救亡。
*30年代左翼的本质是“无产阶级翻身求解放”目标下的团体。“工人无祖国”的思想使他们看重的不是“启蒙”，也不“救亡”。只当“救亡”成为挡在“翻身”前的必经之道时，他们才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
韦君宜晚年的《思痛路》回忆延安窑洞时期知识分子的希望破灭和遭受的压制力量。萧军、王夕照等人因无法忍受政治对文艺的绝对领导而愤然，结果遭到不平待遇
●二、大一统格局的形成
对比苏联，同样在压力之下却有文学作品大胆地真实地坚持文学道路。
为什么在1949以后的中国，20年中却顺从地服务于政治？
★（一）50年代一系列文学批判运动（持续不断的文艺批判）
1.对萧也牧的批判
《我的夫妇之间》（短篇）“知识分子眼光看工农干部”
2.对《关连长》的批判
赞扬中中人民解放军下级军官的人道主义精神，却以“歪曲我军战斗精神”的名号被判
3.对俞平伯红学研究的批判 （五四时期北大学生，胡适的大弟子）
同俞引起对胡适的批判 （胡适在文学界影响太大，毛泽东想要做有马克思主义观点批判新红学的运动的是“君”和“师”，实现政治和思想意识上的统治）
4.对胡风的批判（鲁迅的追随者）
“固执”地坚持着鲁迅启蒙主义的知识分子的主体性，以“胡风反党、反革命集团”的名号受批判
★（二）知识分子改造运动 “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学习马、列，检查过去的资产阶级思想，以毛思想代替
★（三）作家的体制化——根本原因
50年代的有作家都被编入各自“单位”，本身的“自由职业”性质已被打破，“吃饭是重要的”，体制的力量使文学的大一统成为可能
●三．大一统格局下的实践后果
中国文学终于史无前例地变成了政治的工具(比任何一个朝代、时期更甚，更广泛和更彻底地)
＊50年代几乎所有的诗歌都歌颂党、领袖、解放军、新中国的欣欣向荣、抗美援朝、包括实际上有着强烈抵触的胡风公开发表的诗歌
小说、散文……没有人写困难，没有人写存在的问题
“要据政治需要去创作”。“用阶级分析演绎文学作品”“爱、恨的复杂心理感情被简化”公式化，概念化的弊端由此不可避免
甚至连毛泽东，周杨等领导人也意识到并要求克服文学的“公式---概念”化，可是在今天看来，只要文学仍然充当着政治的工具为其服务，就注定无法走出这种模式
作家们“深入生活”已经不再是自己的个人生活，而是工农大众的生活。
可是什么才是深入了的生活，即生活的真实呢？时代要求作家反映若干亿工农兵的生活真实，可是当他们真的深入到生活中，他们看到的并不尽然是阳光明媚，当他们把这些生活的真实反映到作品中，就遭到批判，被诘问以“你看到了多少中国工农”，贯以“歪曲社会现实”的各号，受到批判 和压制。
于是，50年代的文艺界，出现了诡辩的方流论、本质论。作家们只有在《人民日报》的社论中，红头文件中，毛泽东的语录中去把握生活的本质和主流----统一的虚假。于是被称作了“主流和本质上的真实”。
柳青《创作史》无疑是文革前十七年当代小说中最优秀的一部长篇作者本人也是有良心的作家。
“梁生宝和改霞的恋受”在后者进城当工人的结局中结束，忙于合作社的工作使二人终不成眷属。可是真实的生活是“改霞”的原形“林改改”“提高自己觉悟，为革命贡献青春”------嫁给了前线的伤残兵。
柳青的作品中没有这样的内容，并且显然回避着这些。
■第二讲 双百方针的提出与文学的突围
●一.双百方针的提出
郭沫若、艾青已经 从女神的光芒突进和大堰河的深情饱满转变为工农生活的歌颂者。
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与其先前提出 的“二为”（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为工农兵服务）实质上是矛盾的。
原因何在？经济要发展，光靠工人加班、农民合作是不够的，科学技术是必需的。因此，要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必须为其创造一定的宽松环境。
这一时间，毛泽东在大知识分子面前的自卑感已经被克服得不错，全国上下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现象给了他良好的自我感觉，马寅初还率北大教授邀请毛、周、刘、董等做他们的老师……天下太平了，可以让思想文化界开口讲话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需要，是毛泽东心理上的一个要求。
1956年，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了低谷，毛泽东开始意识到总结斯大林教训的必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于是有了“双百方针”的实践。
上述背景之下，我们要关心的是文学发生的变化
●二．昙花一现的繁荣景观
1956—1957。百花待放
★小说：结束了所有作家都为新生活唱赞歌的局面
阴暗面。社会生活的问题及矛盾为一些作家所关注
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揭露和批判官僚主义。“林震”vs“刘世吾”
李国文《改选》政治生活的不合理，一心一意为工人的干部永远上不去
耿龙祥《入党》
白危《被围困的农庄主席》（也有人认为是报告文学）进入人的内心世界和情感深处，表现人情、人性、人道精神。农村干部为琐事所扰，无暇考虑建设的事实
宗璞《红豆》50年代短篇最优秀之一，简单而动人，“江玫”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红豆回忆，探索人的复杂情感与政治立场之间的关系，
邓友梅《在悬崖上》革命者的外遇
*50年代文学作品中还不是完全没有“love”，可是却呈现以下趋向：高度纯洁化（“性爱”与“肌肤之亲”不可能出现在共产党人正面人物身上）高度简单化（爱他/她什么？能劳动）
★*诗歌：
公木《据说，开会就是工作，工作就是开会》干部的工作状况，揭示官僚主义作风
公刘 “红小鬼“-----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956，公刘的创作发生巨大变化1.他看到了社会生活的不合理现象《禽兽篇》2.近30岁的公刘首次陷入情网，自比“迟开的蔷薇”。
邵燕祥 叙事诗《贾桂香》封建意识对新时代表年的迫害，
流沙河《草木篇》白杨“纵然是死了吧，也不肯向谁弯一弯”人格独立的向往。仙人掌：沙漠中生长
★戏剧：
海默《洞箫横吹》
杨履方《布谷鸟又叫了》团支部书记的爱情给予的压力
岳野《同甘共苦》进城做官的革命者的乡下“黄脸婆”和“城市新娘”当代史上惟一一部反映该类题材的作品。“不能写成悲剧”的苦衷使岳野无奈之下给了戏剧“大团圆结局”
报告文学：
刘宾雁《在桥梁工地上》队长、书记的微妙关系
《本报内部消息》报社内部的问题。两部作品
1957年，反右斗争中，上述作品大多被否定和批判为“毒草”，作家们也被打为右派。（1979，《重放的鲜花》上海文艺出版社）148页注12
★文学批评：
巴人《论诗人》
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显然是与宗璞《红豆》之类的小说是站在相同的“人本”立场上的
●三．反右运动与文坛生机的夭折
55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文学界是重灾区。首先从报告文学作家刘宾雁开始，一系列青年作家，如刘绍棠、王蒙等，都遭到批判。
★*毛泽东是不是出尔反尔？
“双百方针”所带来的1956---1957年的局面可能是毛泽东及中央上层始料不及的。
他们真诚希望能听到意见，但没有意识到意见会那样激烈且繁多。
大知识分子尤其是民主党派的领袖们（如储安平）对共产党不是没有想法的，他们一旦开始讲话，中央就傻眼了。他们关于“民主政治”的意见，往往是中央不愿改和无法改的。
大学生的力量汹涌“要民主、要自由”的口号惊动了上层，1957年的北大《广场》，主编张元勋和同学沈泽宣发表诗歌《是时候了》。
此时的毛泽东表现得相当不自信，他认为“拥护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只有10％”，巧合或者必然的是，550万知识分子中，55万人陷入了批判和囹圄。
从此，作家开始小心翼翼地回避现实生活和躲避真情实感，文学的萧条是必然。-----可是，从1958年开始，出现了“人人都是诗人”的奇怪现象。
■第三讲“文艺大跃进”及其作用和影响
●一.“民歌”到“文艺大跃进”
1958年春成都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要求“要搜集民歌”，后又再三提出，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任务，
“新的也要，旧的也要”，全国人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开始“采风行动总动员”从上至下的新民歌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察看民情”是当时人们对“搜歌”号召的起初理解）
“村村要李有才，社社要有王 九，县县要有郭沫若”的口号，在“新民歌”的树标兵，评先进的氛围中应运而生。
郭沫若提出“文艺也要放卫星”，要求文艺上的大跃进各省各地开始定计划、作规划，目标惊人却竟然被完成了，河北省还曾检讨“低估了人民群众的创造力”。“赛诗会”到处可见，文艺大跃进轰轰烈烈。
大跃进民歌大量出版：1958年下半年出版的诗集数量超过了新诗（五四）产生以来的诗歌总量。《红旗歌谣》郭沫若，周扬（理论权威）编在郭沫若在为这个集子写的序中，他大胆地将“新民歌”称作“共产主义的萌芽”
●二．大跃进文艺的思想与艺术
★从“民歌”创作到整个“大跃进”，与的建国后“新规范”下的文艺比较，都没有在思想上出现新的价值突破。且“歌颂”的过程比过去更简单，明朗。（这里有民歌特点的因素）
“主席走遍全国，山也乐水也乐。蛾眉举手献宝，黄河摇尾歌唱……”选自《红旗歌谣》
“忆苦思甜”模式《三过黄泥坡》：一过黄泥坡，黄泥坡上野草多
二过黄泥坡，黄泥坡上人马多
三过黄泥坡，……
表现在壮志豪情中的狂热
“时代的艺术风格”在整体化的时代里体现得很鲜明，想象力，夸张的能力是大跃进民歌的特色《月宫装上电话机》：“月宫装上电话机，嫦娥悄声问织女。听说人间大跃进，可有心思下凡去？织女含笑把话提，我与牛郎早商议。我去纱厂当女工，他去学开拖拉机。”
★*夸张把握到什么程度才能让人接受？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豪情壮志可以接受，荒唐可笑的牛皮却是不可以接受的。1958年上下比赛吹牛，诗人的夸张似乎可以理解，报告文学作家的夸张却似乎不可以接受，《徐水人民公社颂》放出了许多“卫星”
●三．大跃进文艺的文化功能
1957年的“55万右派”使一大批作家走向“劳动改造”，濒临萧条的文坛需要有生机来填补。“工农商学兵”都参与到“新民歌”和“大跃进文化运动”中，可以达到这样的“繁荣”
“新规范”被1956—1957“百花时代”打扰，“大跃进文艺”以一种文化上“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坚固着“新规范”，全面淹没着知识分子的文化，“俗”文化彻底战胜了“雅”文化。
■第四讲 走向“文革文字”
●在“两结合”创作方法的规范之下1958年产生，其影响一直持续至八十年代。“新民歌”和“文艺大跃进运动”中，毛泽东提到“新诗发展的方向”问题，处于偏见或不了解，他提出“在古典诗歌和民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诗歌在内容上应该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统一。”经过郭沫若和周扬的解释，“两结合”创作方法应运而生——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在当时被理解为理想和豪情，致使文学无法再客观冷静地摹写生活）
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规范下，美好的共产主义前景被空前的强化，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被作品所回避。
★*关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
现实主义的核心是建立在“批判”眼光和精神下的真实性，然而，起批判与政治的关系是复杂的。当一个政治力量要推翻一个旧的政治集团（政权）时，对于文学的批判性，他们是欢迎的。当一个新政权建立起来并存在不完善不合理之处而又不愿意面对并改正时，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精神必将是难容于政治的。
★“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很好的适应了政治对文学的要求，更多作家原离现实生活和内心世界。
1958—1961的“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是一场“人祸”。李锐（曾任毛泽东的秘书）在他的《大跃进亲历记》中回忆了“人民公社运动中”大食堂及其倒闭所造成的到面积的饥荒和死亡。
1960年《人民文学》中农村生活却是一片喜气洋洋的幸福景象。
●二．狭路上的探索
作家们在无法面对现实的情况下走了两条路：
1返回历史，在相对自由的世界中进行研究
2研究“美”，回避现实，既保持了真正的艺术审美又不至于碰处到敏感的东西
严阵《江南曲》
杨朔，秦牧，刘白羽的散文，茹志鹃的短篇《百合花》，政治上毫无问题，艺术上的高超（不接触战争的具体）茅盾给予巨大的好评
王愿坚的《党费》《粮食的故事》《七根火柴》，写远去了的“长征”，从细处入手描写人物的心理，但是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作家一样，在歌颂宏扬某种精神的同时，忽略了“人性”，“人道”和“人本”的精神实质上的复杂感情。
●三．从“歌颂”到“战歌”
严阵作品中那样的“颂歌”被称作“轻歌曼舞”，遭到批评
战斗的精神，生活中的阶级斗争在六十年代被强调 （毛泽东在1963年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指示）
诗歌界的代表人物郭小川，贺敬之创造了“阶梯式”：诗歌形式和叹词的大量运用，为表现战斗豪情而服务。如《竹矛》
小说以“阶级斗争”为题材的集大成者是浩然和他的《艳阳天》
剧本《千万不要忘记》，将“阶级斗争”引入家庭生活，“与中产阶级争夺下一代”的口号下，“红青年被丈母娘腐蚀”的故事情节存在于《千万不要忘记》中
■ 第五讲十七年的诗歌
郭沫若的《新体颂》 何其芳《我们最伟大的节日》 艾青《国旗》
三十，四十年代活跃的一批诗人（以郭沫若，何其芳，徐迟为例）在建国初期五十年代仍在歌唱，然而已无法代表这个时代。情感的空洞使诗歌变得苍白和不值一体。
★*五十年代选择了属于他的诗人，年轻的能适应这一时代政治要求的诗人，他们从小就受革命的教育，未受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
郭小川，贺敬之，闻捷，李瑛，公刘，邵燕祥
青春的激情+思想的深度=诗人（真正的诗人）
●一郭小川的诗
延安，自小接受革命教育。16岁“一二。九”中投身革命，后赴延安马列学院，曾任王震的秘书。抗战胜利后，回河北故乡任一任县长。建国后调入中共中央宣传部，管理“文化战线”，曾与二人合作发表大量杂文，笔名“马铁丁”，目的在于教育年轻一代接受党和社会主义。
1955年调入作家协会，郭小川开始建国后的诗歌生涯，大量发表诗歌。1955—1956总标题为《致青年公民》的组诗，影响颇大，其中尤以《向困难进军》《投入火热的斗争》著名。他并不象大多数诗人那样空泛地歌颂，他看到了新中国的问题，这是值得肯定的。
郭小川是自知的，1957年在诗集序言中说自己写诗像“抗战时期写标语一样”，从这一年开始，他在诗歌的题材，内容，艺术个性等方面，开始了新的探索：
一系列的叙事诗《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一个和八个》，《严厉的爱》等。有的写革命战争中的爱情，高大纯洁的必然旋律外，类似于宗璞的《红豆》那样的感情也贯注其中。
《一个和八个》开始创作是在1957年5月1日那一天也是整风运动的开始，诗稿被封为“绝密”供“十三级以上的干部”批判（幸未被打为右派）。革命者王金被敌人抓住并逃脱，后又加入革命队伍，被认为投降敌人被打入革命队伍内部的奸细，关入牢房，与其他人（汉奸，开小差的士兵等）同被判死刑。在他抵住敌人突袭重回革命队伍时，再度被怀疑并判死刑……
抒情诗《望星空》作于建国十周年，“我们不算伟大，不算辉煌……走千山涉万水，就是走不到那个天堂。”这首诗遭到了“堕落”“资产阶级思想”等名号的批判。
郭小川开始意识到创作道路的狭窄，爱情，人性，矛盾，困难等等，不是诗歌所能反映的了，红灯遍布的道路上，郭小川政治上不越雷池半步，题材上不再去突破，在歌颂的艺术上作了努力，为自己找到了躲避急风暴雨的栖息地，《甘蔗林—青纱帐》《厦门风姿》《林区三唱》就是这一类作品的代表。
限制之下的想象成就了《甘蔗林—青纱帐》的独特艺术视角，引发了人们对意象的强烈共。借自然风光反映了厦门的战士。写了东北大兴安岭以少见中取胜。
文革开始之后，郭小川无法继承“走钢丝式”的创作，任王震秘书的经历，甚至连累了他，白天受批判，夜里搞创作，这种扭曲状态使他开始在他诗歌创作中运用“红太阳式”的弄虚作假，而在思想上又对这种作假行为感到矛盾。
《团泊洼的秋天》《秋歌》等七十年代初的作品，在那一时期不能公开发表，只能留作自己欣赏，真情实感只能藏在心底。
战士与诗人，政治工具与艺术的矛盾始终贯穿于郭小川的一系列探索中。
既不希望违背将令，有愿望着做一个真正的诗人，他具备着诗人的天赋，然而安分的灵魂却与整齐划一的的战士身份斗争。“服从？独立人格？”造成了他内心深深的痛苦和悲剧所在。
红小鬼的“蜕化变质”实质上是在受到人类文化遗产教育教育之下的独立人格的苏醒。加之政治与文学的必然的距离，使文学的价值观本来就独立于政治领域的价值观，成为诗人的战士完全可能崇拜起普希金，成为作家的战士也无法忽视托尔斯泰。然而那个时代，郭小川一类的作家（诗人）无法背离毛泽东崇拜以及将令的要求，所以，诗人和战士的矛盾集中在他们的身上，反映于作品中，流露出深刻的精神人格的悲哀。
●二．贺敬之的诗
时代特色较郭小川更为明显
贺敬之生于1924年，抗战爆发时13岁，被迫辍学，辗转逃亡到延安。
《乡村的夜》（五十年代出版的贺敬之的第一部诗集）收录了他在延安时期的早期的创作（贺敬之对王统照，臧克家尤其是对后者的摹仿痕迹是显而易见的）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贺敬之开始虔诚的改造自己的创作，使作品大众化。这些类似于顺口溜的诗作也在后来集结成书《朝阳花开》（《南泥湾》就是其中的作品）
与丁毅和写的歌剧《白毛女》使贺敬之成为新中国戏剧的领导人，因此在建国初，贺敬之没有进行诗歌创作，只是集结诗作成书。
至1956年，贺敬之重新开始诗歌创作。然而不同于1956—1957的“突围行动”，贺敬之的创作正是在“规范”之下的产物。重执诗笔之后的第一首诗《回延安》即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关注。诗人本身的艺术技巧是值得肯定的，而时代背景下曾经在延安生活过的人们的强烈共鸣也是《回延安》成功的重要原因。紧接着贺敬之以《放声歌唱》奠定了他在当代诗歌史上的地位。
与《回延安》所采用的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不同，《放声歌唱》这首诗中学习了苏联诗人迈亚可夫斯基的“阶梯式”形式，一写几千行，雄浑开阔庄严的特色，适应了五十年代的艺术梦想。
新风格之下，诗人本身的技巧也是不可忽视的，贺敬之实现了政治动员的艺术化：1善于将抽象的政治概念转化为生动的艺术形象2政治议论的抒情化，以情动人
●三．闻捷等人的诗
★1闻捷“适应政治需要和吸引读者”的夹缝中寻找创作道路，在大西北做随军记者多年，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颂歌风”中作品不多，到1955年才成为为人广泛知晓的青年诗人。最有代表性的是组诗《吐鲁番情歌》和《果子沟山谣》（均收入《天山牧歌》）
闻捷诗歌的特色：“献给新中国和新生活的颂歌”是闻捷诗歌的主题，但是他写的是内地读者所不熟悉的生活，这种新鲜题材来自于他在边疆的生活，其中对于少数民族青年男女爱情的描写是受到读者欢迎和喜欢的原因。闻捷对于这些微妙复杂的感情的关注是歌颂新时代、新生活，充满着趣味和积极乐趣。这符合于时代艺术要求的创作旨意，也是闻捷作品未游历于时代的高明之处。然而为了避免让自己成为所谓的“爱情至上主义者”，闻捷刻意的替诗作中的爱情男女主人公安上“闪光点”这些曾被高度赞美为“表现了革命青年的理想高尚情操”等闻捷的诗在今天看来，恰恰是真情实感的败笔。
★2李瑛、公刘、邵燕祥
李瑛手法上值得肯定，善于细致刻画。
公刘
邵燕祥50年代表现建设者、歌唱建设者的诗人代表。作为记者的邵燕祥，走遍全国进行报道和诗歌创作。
■ 第六讲十七年的小说
●一农村题材的小说
赵树理的小说及“赵树理方向”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延安有意识的培养起来的样板，贯彻了毛泽东文艺方向进行创作。1948年赵树理在文坛已有了很高的地位，“赵树理方向”形式上通俗易懂，内容上为农民所喜闻乐见，追求大众化，不能以精英知识分子的立场“高高在上”的看待生活，或是用启蒙的姿态写农民。而是站在农民之中写生活、写农民。
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作家”是从深层上透露了这一批精英知识分子在思想情感上与农民的不一致，站在高处看农民。
★*从1949年以后的创作看赵树理，短篇小说《登记》是为了配合新中国《婚姻法》的出台，响应号召进行的创作，以其通俗易懂的内容和彻底中国传统的叙述方式，展示着乡村生活中的故事。长篇小说《三里湾》是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的长篇小说。（主要反映的是初期“互助组”阶段。）短篇小说《锻炼锻炼》作品的魅力来自于对农民心理情感的描写，幽默的笔法写了“吃不饱”和“小腿疼”，对这些好吃懒做的人批评之余，隐含透漏出农村妇女在那个时代的几分辛酸。
赵树理对农村生活、农村情感的了解程度是深刻的，体验是真切的。形形色色的人物、真实的细节，是他的作品在当时受到欢迎的原因。然而，他缺乏一种对人生的深刻的悲悯和同情，并不是本着宽大的情怀去创作。他嘲笑着那些在农村生活中被嘲笑的一群，只能在政治方向上跟从……
★柳青和他的《创业史》
五十年代末，赵树理的时代过去了，而取而代之的是柳青和李准
李准，五十年代初《不准走那条路》（指的是个人发家致富的道路）为互助合作唱赞歌；1958年中篇小说《李双双小传》轰轰烈烈的生活，妇女解放事业在农村的发展，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
柳青，史诗式的小说《创业史》（第一部最有价值）。梁生宝这个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带头人形象，优点太多，以致于显得并不真实。相反，作家笔下受批判的人物，却写的较为真实。
浩然的《艳阳天》
赵树理，柳青和浩然构成了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一条发展线索
●二．革命历史题材
★杨沫《青春之歌》
结构上以主人公命运为线索，带有强烈的自传色彩。林道静，知识分子在改造锻炼中成长为革命战士的主题，杨沫很好的适应了，并将青春之歌写得不那么乏味，重要因素是：杨沫对自己生活的珍惜。
不足：阶级观念和阶级本质性在小说中的反映；修改版中增添的，林道静在农村接受农民阶级教育和改造是对时代规范的遵从；他热情赞美林道静和卢嘉川，批判和否定了老实读书做学问的青年，这是一种革命价值观，可是在当时中共的执政党地位已经确定，这就注定了《青春之歌》处于一种尴尬的状态，宣扬一种革命的逻辑，却无法在求稳定的政治背景下倡导革命。
★《红旗谱》等革命历史题材小说
作者梁斌想把它写成史诗，却写成了一部革命传奇。革命生活给了梁斌等作家以革命理想，对战争和斗争的历程、对人物，他们都是熟悉的，但是往往也是被拔高了的。
小说写北方农村各阶级的人物，波澜壮阔的画面，从大革命一直写到“九?一八”，指出了自发斗争的失败的必然性，得出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才能有革命的成功。
■第七讲 十七年的散文
魏巍等人的报告文学
杨朔等人的散文。杨朔善于结构文章，成为一种雕琢的模式，从根本上是缺乏真实性的。秦牧则以知识见长。
邓拓等人的杂文。邓拓是北京是副书记，作官的文人。文革开始时对“三家村”批判，就是针对邓拓、吴晗和廖沫沙的批判，其实他们只写了一点社会上鸡毛蒜皮的问题的批判。
■第八讲 十七年的戏剧
★老舍的《茶馆》
老舍可以说是十七年话剧中最优秀的，为配合宣传而作，但是老舍懂得艺术，在顺从政治之余，他做过很大的努力争取，保留下了不少精彩的章节。
★郭沫若、田汉等人的历史剧
郭沫若是善于迎合政治和现实的，这使他的诗歌创作在1949年之后变的象小丑。然而他是通晓时理的，回避现实，从历史剧中求得创新，是他开辟的一条道路，《蔡文姬》为曹操翻案，同时作为大文学家，大文人的郭沫若在思想感情上对蔡文姬是有感情的，这使他的作品有了更深入动人之处。《武则天》则为武则天翻案。
田汉，浪漫主义手法歌颂伟大剧作家关汉卿。
★《千万不要忘记》等现代戏
代表着当时的一般潮流。作家们接受教训，回避生活纷纷进行历史剧的创作时，中宣部、文化部对这一现象是担忧和不满意的。
“写十三年”口号被柯庆施提出，与此同时 ，毛泽东又一次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亿苦思甜”运动在全国广泛开展。
《霓虹灯下的哨兵》、《丰收之后》等现代戏剧涌现。“告戒青年一代继承革命传统，保持革命本色”为主题的。《千万不要忘记》、《霓虹灯下的哨兵》是与毛泽东思想占领社会每一个角落的阶级观念一致的。
取材于民间传说的《刘三姐》，改编自历史剧的《天仙配》、《秦香莲》调和了当时一切戏剧都讲政治的格局。
■第九讲 文革文学
●文革文学和十七年文学
将二者截然分开的文学史观来自于两个文学时段的观念对立，文革文学以江青为代表，而十七年文学以周扬为代表，他们是势不两立的。
江青说十七年文学是一条资产阶级黑线，彻底否定了十七年文艺和周扬等人的实践，而认为样板戏开创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新纪元，无产阶级文艺从《国际歌》到样板戏中间是一片空白。
粉碎“四人帮”之后，十七年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也得以重新占据文坛，清理文革中的文艺队伍，被冠以“帮派文艺”的江青文艺受了批判。
然而，二者实质上是一种继承发展的关系，因此不能割裂的对待文革文学和十七年文学，他们的区别在于，前者将后者中的主导思想高度的强化了，也就是说，文革文学是更符合毛泽东文艺要求的文学。
●文革前期文学
文革以林彪事件为标志划分为前后期
★1文革的开始，1956年吴晗《海瑞罢官》遭到批判，当时叫“学术批判”这一运动中，毛泽东亲点的领导小组中包括陆定、彭真等在后来被打倒的人。1966年春，“三家村”遭到批判。1966年5月16日文革正式开始，开始时仅限于各大高校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批判，运动过程中，矛盾分歧慢慢出现，学术权威成为校长们所包庇的对象，于是矛头指向了校长和他们背后的中央领导。邓小平、刘少奇派工作组领导学生的造反运动，实际上则是逮捕了学生领袖，镇压了学生运动。毛泽东回到北京，指责了刘邓的“错误”，并接见了学生领袖和红卫兵。
从1966年8月开始，著名作家相继遭到批判，叛徒、特务、黑帮分子等帽子剥夺了他们写做的权利。作协和中宣部都瘫痪了，全国文学报刊除《解放军文艺》之外都停刊。
★2“文学空白”说的评价，事实上文学还存在，因为《解放军文艺》还存在和若干报纸的文艺副刊还存在。
“红卫兵文学”大量充斥，他们没有刊号，没有统一的机构，但是却统治着一时的文化界。红卫兵创造中以诗歌居多，青春的激情和爱憎分明的背后体现着狂热盲目、个人崇拜和浓郁的火药味的暴力倾向。反文明、反人性倾向和恐怖主义色彩与人类文明的主流的健康价值标准是相悖的。对暴力的歌颂是对生命的不尊重；对革命洪流的追从，忽略了作为个体的自由和独立，更谈不上生命的尊严和权利；对战争的盼望，对英雄的歌唱，极端的显示出一种恐怖的美（法西斯美学）。《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们》
真诚的情感却给历史留下带着毒素的作品，见证着那个时代的狂热和盲目。
●文革后期文学
文革前期没有固定的刊物，作家被关入牛棚改造，“红卫兵文学”兴盛。文革后期政治动乱有所平息，实现了全国一片红，革命委员会实际掌握了全国政权，红卫兵上山下乡。毛泽东“希望有更多的好作品问世”，于是文学出现了一种新的状况。
1一大批曾被打倒或批判的作家从牛棚中走出来，重新开始创作。
2全国各地的文艺报刊纷纷复刊，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刊物。
3大搞群众性创作，国家通过行政力量鼓励群众性的文学创作活动，成立群众创作组（与1958年大跃进民歌运动相似，天津的小靳庄是典型），这一方式，却真的培养了一批新的作家和诗人，他们活跃在文革后期的文坛上。
这一时期代表刊物：《朝霞》、《学术与批判》
然而权利对创作的控制仍是严格的，只要经过党组织盖章批准后，作品才能发表。“约稿”情况占大多数，以配合政治意图。因此，当时作家都学会了两种作品的创作，一种是写给刊物发表的，另外一种是私下写的，给自己看。
★（一）样板戏
样板戏出现于文革前期，但是经过不断修改，到文革后期定型。
钢琴伴唱《红灯记》、《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代表了文革文学的最高成就。
样板戏宏扬革命理想，为政治服务，每一部作品中都有一个高大的英雄形象。阶级斗争、民族战争是主旋律。大力宣传政治思想，塑造英雄人物表现某种革命哲学，却留下了它不可否认的缺陷，就是回避人性和英雄人物性格单一片面化。
“三突出”的创作原则：在所以的人物当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二）浩然及其长篇小说《金光大道》
体现文革小说的精神面貌，从互助组到农业合作化到农民公社，反映出文革时期更为激进的创作意识。
★（三）张永枚和他的诗
张永枚从1957年到文革都很受重视，文革中受江青的亲近和扶持，更是一帆风顺。《西沙之战》反映中越西沙战争，把江青的“把敌人从西沙赶出去”写入诗中。
★（四）影视作品
《春苗》对农村赤脚医生的歌颂，对城市医生的丑化，反文化特点和倾向在这一时期是明显的。
《决裂》再也不能让资产阶级占领我们的学校的思想下，反映教育改革，否定和嘲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
■第十讲 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
●从黄翔到郭路生
★黄翔是从事地下文学创造的第一位诗人，他出身不好，小学辍学，在自己家里看父亲留下的五四时期的书，而且接受了西方文学著作和中国民主时期文学中的思想，这使他和当时的主流意识格格不入，与监狱结下了不结之缘，
文革结束后，他带了一百多张大白纸抄的《火神交响曲》去北京张贴，一个月后，又在天安门城楼上刷下标语“必须对毛泽东重新评价”，后来又希望美国总统插手中国人权问题。
★郭路生（食指），优秀的诗人是敏感的，但是过分的敏感会造成现实生活中的艰难，文革年代，郭路生是很早的觉醒者，于是他很孤独，《相信未来》的叛逆味并不重，以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为主。《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是文革时期知青诗歌的起点（是北京第一列上山下乡的火车的开车时间）。
北岛、芒克、多多都深受食指的影响。
●知青之歌与白洋淀诗群
★从郭路生的《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开始，下乡的知青开始了他们并不一定自觉的与主流意识相悖的诗歌创作。同时，知青在农村的生活单调无味，思想的苦闷无聊使他们开始了传书，甚至开始协作和相互传抄。舒婷就是在没有意识到自己会写诗的情况下声名远播的。
顾城在文革时期随顾工到山东农村下乡，跟父亲一起放猪，但是心中还怀着一些梦想，于是就写诗，最后还发表了。
然而知青创作并不是都有着顾城和舒婷这样的经历。他们的诗歌作品离主流意识并不远，但是也不主动的迎合主流意识，他们不再歌颂上山下乡的喜悦，他们写对亲人的思念、对情人的依恋、对寂寞和无聊的插队生活的排遣。但是后来出了“任毅事件”，知青们有了保密的意识，地下文学因之而得名和产生。
★白洋淀诗群：河北白洋淀知青点，离北京近，而且聚集了大批官员子弟，最前沿的西方著作被中央统一引进，共副省、部级以上领导参考，白洋淀诗人则利用了这些优势。芒克、多多、根子等一批白洋淀诗人的出现为文革结束后中国诗歌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它文学
★手抄本小说
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坛产生了大量的手抄本小说。这些小说在流传的过程中，可能被经手的知青们逐一更改，弄清这些变化过程，对于研究者们对文革时期文学发展的探索，是很有益的。手抄本小说有以下几种：
a有一类手抄文学与当时的地上文学距离并不远，只是与文革特定时期的政治相冲突，粉碎“四人帮”后，很快得以出版。这些作品主要是歌颂周恩来和歌颂知识分子，如张扬的《第二次握手》
b其他的大量在政治上有问题的作品，在质量上并不好。
★另一类作品离政治较远，只关心青年人的命运、生活状态，后来证明意义较大。毕汝协《九级浪》写女青年堕落的过程，男女情爱和性爱。赵振开的《波动》写时代中的政治中的爱情，精神状态、信仰危机以及对当时流行的哲学产生深深的怀疑。靳凡《公开的情书》据说是根据作者与朋友的真实通信而作，情书中谈情说爱的部分很少，更多的主题是理想、革命、精神……
通俗小说包括侦探、武侠……
★关于性的文学《少女的心》，写少女与其表哥的三次由浅入深的性接触，从笔触和自然主义的写作方式，可以想到，作者并非为文学创作而创作，而是很可能是一个有这样经历的少女的内心感情的真实抒发。
■ 第十一讲 时代的转折和文学的复兴
●一、文革结束之后文坛的转机
粉碎“四人帮”时，一批诗人和作家为此而欢呼，如贺敬之的《中国的十月》、袁水拍的散文《十月的长安街》。然而到1978年底，人们还不能彻底否定文革，所以从1977—1978年文坛上的作品依然是“文革文学”。思考“四人帮”的罪恶时，首先想到的是“不听毛主席的话”，进而是破坏老干部，沿袭着文革时期的观念，使某部戏剧中出现这样一句台词“他竟然连主席都敢批判？”至于之后的“人”、“人性”、“人的权利”的思索都不是这一时期文学关注的到的。
★*歌颂党和国家领袖的主题，如李瑛《一月的哀思》，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都是歌颂周恩来的作品，这与文革时期红卫兵歌颂毛主席的诗歌是一脉相承的，文学在缓慢中推向前进。
★*建设四个现代化主题。华国锋提出“大干快上，建设四化”的口号，国门打开一条缝，知识分子看到外部世界的情况，意识到自身的缺陷。
★*一种低沉的和深沉的甚至痛苦的思考，取代了1977年时欢呼文革结束的狂喜。我们在危险的十字路口徘徊，光明还是黑暗都无法确定。
★*小说创作界在沉思的阶段出现了新的苗头。刘心武短篇小说《班主任》划开了文革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界限，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刘心武突出了班主任张俊石老师，是在“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的政策影响下进行的。
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透露出对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要求放松了一些，只要他们爱国就可以了。
★*1978年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两个凡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交锋，并从理论争论扩展为政治表态，极大的推进了思想解放运动。平反冤假错案，使作家得以被释放并正名。归来的作家和诗人在告别文坛二十年后，重返文学舞台。恢复高考使一批正在上山下乡的对文革有深刻体验的知青，得到了机会从他们之中成长起来一批知青作家。两代作家聚集使文坛出现新的生机。
●二、从伤痕文学到改革文学
★①卢新华《伤痕》1978年9月发表时被批评为公开反对毛主席、反党、反革命。但却获得了1978年的短篇小说奖。这篇小说奠定了伤痕文学的基本形式，1979年~1981年是伤痕文学的时代。
郑义《枫》（短篇）、冯骥才《啊》（中篇）、周克芹《徐茂和他的女儿们》、莫应丰《将军吟》、李发模《呼声》（叙事诗）。
②伤痕文学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但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作品还缺乏深度，作家“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知识结构不健全。唯一的优势是有亲身经历。所以他们痛心疾首却无力去深层思考，加之此时中央尚没有从政治上否定文革。
★ ①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作家们开始追寻文革中灾难的根源，从而对十七年历史进行了回顾，被称为“反思”。鲁彦周《天云山传奇》，在中央尚没有给右派分子平反的情况下，在作品中给右派平反；张弦《记忆》反映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高晓生《立顺大造屋》、张一弓《犯人立铜钟的故事》、古华《芙蓉镇》、李国文《冬天里的春天》、杨牧《站起来大伯》。
②反思作家让人们看到社会怎么样了，他们那一代作家社会责任感比较强，关心政治，反思文学比伤痕文学要深沉，有历史重量和作家思想力量，而不是单纯的伤感。在反思文学蓬勃发展之际，又出现了改革文学。
★①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处的作家是勇敢的，冒着政治上的极大风险而揭示现实社会中的缺欠，刘宾雁《人妖之间》（报告文学，写干部腐败问题）、叶文福《将军，不能这样做》（诗歌，发表后大受好评，在中国新诗史上很有地位）。《假如我是真的》（又名《骗子》，剧本）。
②由于现社会中的诸多问题和当时社会下层已经开始进行改革，文学作品的改革倾向越大了。但在改革问题上，作家走的很慢，很谨慎，大概是由于对新的经济形式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的迷惑。
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被认为改革文学潮头作，但并未反映多少改革内容。这里的乔厂长不过是恢复生产。真正的改革文学是对农村承包责任制的反映的作品。何士光《乡场上》《种苞谷的老人》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文学。
蒋子龙《燕赵悲歌》，大赵庄，武耕新
③此后，改革文学出现两种趋势。
a）一是以贾平凹为代表的回避生活中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进入道德领域和人的心灵深处来反映时代。代表作品有《小月前本》《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也有人写人们内心对新东西的抵触，主要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作家，他们用传统的道德观念来看待改革。如《鲁班的子孙》写了父子两代木匠，儿子认活不认人，干活就收钱，被村民所指责。作家们虚构了许多不择手段赚钱，有钱就变坏的人物形象，表现社会的物欲横流。
b）另一种倾向是张炜为代表，站在改革的主要矛盾的层面上，用怀疑的主要的目光看改革。所以曾被误认为反改革。其实他们的本意是支持改革，但不允许改革改象他们所写的哪样改，不允许改革改到他们所写的那个样子。张炜《秋天的思考》（写竞争起点不平等的问题）、《秋天的愤怒》，矫健《老人仓》（地方干部用改革发黑财），晓剑《被切割成两半的太阳正在升起》（一女子为权力和金钱出卖自己的灵魂）。
此外还有一些反映城市改革的作品。张洁《沉痛的翅膀》、李国文《花园街五号》（有意识流的痕迹）。
●三、寻根文学运动
★寻根运动的发生
寻根运动是1984年底出现的，1985年形成高潮的，代表人物有韩少功、阿城、郑义、郑万隆、李杭育。
杭州会议讨论文学的发展问题，会后作家都发表理论文章，而且都举起了“寻根”的旗帜。
韩少功《理理我们的根》认为文学应该有根，跟深才能叶茂，文学的根应该植于大众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已经出现了问题，在文革中已经被扫荡，主流文化已经腐朽，而民间文化仍然是鲜活的，因此，应该从民间文化中寻找有价值的东西。
郑义《跨越文化断裂带》寻访文化大革命以来对山西文化的破坏的历史。
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感叹我们民族文化的衰败。
李杭育《文化的尴尬》“我们说我们是中国人，但我们的文化中还包含着多少中国人的特点呢？”
这些作家从为文学寻根开始，进而为文化寻根。在人为组织和理论倡导之下，作家怀着明确的寻根意识，以理论和文★学创作轰轰烈烈的开展了这场寻根运动。该运动更深一层的背景有：
1、当时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使一些作家产生了强烈的文化忧患意识。
80年代初中国掀起的文化热与新儒学有关，国内的新儒学与国外的新儒学有关，国外的杜维明等人的文章进入大陆，国内的梁漱名等人有崛起。他们认为文革破坏了传统文化，使社会道德败坏，重建文化秩序就要回归儒家传统。
2、现代化的紧迫感
迫切希望实现现代化的理想受到了现实的阻力，情绪受挫的情况下回顾历史成为必然。
3、来自国外的影响，马尔克思的《百年孤独》就是拉美寻根文学的代表，给了中国作家很多启示。
寻根文学的主要表现
★寻根文学实质是一种文化发掘，宏扬民族文化。
阿城《棋王》、《树王》、《孩子王》宣扬道家的超然物外、无为而无不为、天人和一。
郑义《远村》《老井》写边远困苦地区的人与人的和谐，及中国传统仁人志士的情怀。
韩少功《爸爸爸》用一个傻子影射了亦神亦怪而生命力旺盛的中国人性格。
郑万隆《生命的图瞻》属于异乡见闻，他的根寻向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在走向民间的同时走向了半原始的生活状态，以对半原始的愚昧的生活的赞叹，追求痛快淋漓。
莫言“红高粱”系列，为了赞美野性，颠覆了传统的道德体系，美化了爷爷奶奶在高粱地里的野合，认为他们那一代是完整的，而往后一代不如一代。反映了作家在诸多压力之下活的不象个人。
张曼菱不太极端，多写新疆的比较开放的爱情生活。
★寻根运动的影响
1、正面影响，超越了政治视角，给文学带来了更多的文化内涵，引起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反思。
2、负面影响。
1）宏扬道家的人生哲学，用来批评我们的正统文化，并对道家寄予厚望用传统的一反面来批评传统的另外一方面，行不通。
2）给民间文化高度评价，用民间文化救治主流文化，却没有看到民间文化包含着许多历史留下的垃圾，还受主流文化的影响并滞后与主流文化。
3）回头是岸，主张社会倒退，反文化。 4）理想化的超越，认为高度现代化之后，还要回归东方文明，不妨直接达到天人和一。
●四、现代派及其流变
★现代派的序幕
王蒙《布礼》、《春之声》、《风筝飘带》。在《布礼》（70年代末），王蒙已经开始打乱时空的秩序，尝试新的写作技巧。
★现代派真正的创始者是高行键。文革结束后就开始模仿西方现代技术，但是发表了许多小说没有被重视，转而普及现代小说的相关知识。
★中国许多作家有意地模仿西方的现代派技术，而屏弃起思想内容，拒绝荒诞。个别现象有，shen容《减去十八岁》用荒诞的框架讲述生活中真实的故事，莫应丰《驼背的竹乡》有一些荒诞的故事。
★刘索拉、徐星等人的小说
二人都出现于1985年，1985年是中国文学新潮的开始，被称为“85新潮”，各种流派和年轻作家纷纷出现，中国文学在各个方面进入真正的百花齐放，种种探索并发。
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蓝天绿海》、《寻找歌王》。刘索拉是音乐系的，文学功底不深。他把对周围人的片片段段的描述集结起来，就构成了时空顺序错乱的的意识流的现代小说。80年代的青年受存在主义的影响，强调自我和个性，反传统，但来自学校和社会的限制和压力使这些激进的青年彷徨。
★莫言、残雪的小说
①莫言成名作品是《透明的红萝卜》用独到的视角写别人看不到的事，夸大别人认为不足道的事，按照自己的感觉来主观化客观世界，被称为“感觉化”。莫言经常津津有味的写一些很丑的东西，美化尸体、粪便和野狗等，被人称为审丑。他以极不恭敬的态度写自己的先人，不回避人性的丑《红蝗》《十三步》揭示人性的冷漠。
②残雪，高中文化，做过服装商贩。《山上的小屋》《苍老的浮云》《黄泥街》《突围表演》。在残雪的眼中，世界上没有光明的东西，世界和人性都是阴暗丑恶的。
★王朔与王朔现象。
王朔最早的代表作是“顽主”系列，《顽主》、《一点正经没有》、《玩的就是心跳》写那些都市中吃饱了没是干，无所事事的年轻人的形象。他们没有目标没有理想，他们玩世不恭，采取快乐生活的态度来对待人生，对社会对自己不负责任。他们有个性，愤世嫉俗，有反抗精神，但这种反叛不是健康积极的。
王朔这一时期的作品具有假定性，在生活中不一定有原形。他的作品雅俗共赏，受到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生的喜爱。这来自于态度作品中的调侃、对神圣不可侵犯的事物的消解还有他反映了一代青年因为找不到出路而产生的苦恼。《玩主》涉及到了人的精神状态。进入九十年代，王朔适应了新的政治形式改变了创作思路，写了《渴望》。他不再挑战权威，转而嘲弄知识分子。
★朱学勤（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为王朔的痞子文学找到了根，就是（部队）大院文化，他们的父辈就曾经是痞子，他们这一代想做痞子，但社会不允许，所以只好做文学的痞子。从马原到余华、苏童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现实一种》《世事如烟》《难逃劫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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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大学 文学史
南昌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史脉络笔记
共享文档 2015-03-28 37页
南昌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史脉络笔记
绪 论
一、中国当代文学的命名
1、当代：1949年代以来的文学
从时间上看，以1949年为起点。
说明：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标志， “1949”是一个历史概念，即现代中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新的历史阶段的时间标志。尽管文学发展史与社会史和政治史的演变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但文学史无疑不是政治史和社会史，它本身发展的线索，它的主题史、形象史、观念史、经验变化史，并没有绝然划一的时间界线，而且它的演变有其自身的规定性。
虽然解放区文学已经显露了社会主义新文学的基本特质，但并不表示“新中国文学”的上限可以从1942年开始。这里有两个困难：
（1）1942年的中国共产党还没有作为执政党登上历史舞台，因此无法涵盖包括“国统区”的“资产阶级文学”在内的全部内容。
（2）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认为，“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新文学”是“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创造性延续，它继承和发展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帝反封建的启蒙叙事传统和民间叙事传统。如果再往上追索，“社会主义文学”的思想渊源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当时“五四”新文学分化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文学，以及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两个支脉。
2、概念提出的过程及原因：
50年代后期现代文学的概念对新文学的取代
整体性文学概念的意义：通过重新“叙述”，将“20世纪中国文学”视为一个整体——由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现代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变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
五四新文学命名的依据是文学自身的特征：历时性——与传统古典文学时期相区别；共时性——题材、主题、话语、文学观念的变更。
文学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联，政治进程与文学进程的关联的确立——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在左翼批评家的叙述里，“新文学”指的是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文学，1949年以后的文学是社会主义文学，那么，“新文学”已经无法涵盖此意义，为了加以区别，突出后者的性质，“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概念出现了。
当代文学最早的提法出现在50年代后期。
最初的表述：新中国文学、建国以来的文学等。70年代末以后当代文学概念得到普遍的认可。
结论： 不仅是单指时间段的划分，而且有关现阶段及未来文学性质的指认和预设。“现代文学”概念对“五四新文学”的取代的主要原因是对1949年以后大陆的社会主义文学命名留出空间，而当代文学的提出是为了明确其新的意识形态的性质。
二、当代文学的源流
1、五四启蒙传统：一元化知识分子价值取向；
2、1937年以后的变化：三分天下 ——国家权力意志；知识分子；大众民间文化；
原因：
战争使社会价值结构的金字塔发生颠倒，战争的主体——农民在民族战争中的作用，引发了文化的改变，农民又被启蒙者变为知识分子服务的对象，因而他们所代表的民间文化纳入了知识分子的视野。
抗战统一战线的确立，使知识分子——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发生转变，国家政党的权力关系开始大量渗透进文学之中。
3、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影响：确立五四新文化的性质；提出文化军队说；批判知识分子的小资属性；否定五四新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准：西方文化模式。
至此，以五四启蒙为特征的五四新文化传统被改造，形以战争文化为主要特征的新文化规律
自战争开始，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形成了两种传统：“五四”新文学的启蒙文化传统和抗战以来的战争文化传统。
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及其影响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后来的解放区文艺运动，正是来自于战争的伟大实践。两种文学传统有时是以互相补充或者比较一致的方式、有时则以互相冲突以致取代的方式来影响当代文学，这就构成了当代文学的种种特点及其辩证发展的过程。
3、当代文学的分期及发展概况
1、传统三分法：17年时期（1949—1966）；文革十年（1966—1976）；新时期（1976— ）
新时期”文学的表现形态 ：文学领域的多元并存局面，彻底取代了以前那种单一的“一体化”文学形态，出现了许多创作现象——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知情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意识流、朦胧诗、新写实，等等。这些文学形态的背后，有着一条隐形的、从“思想解放”到“文体解放”再到“题材解放”的内在发展线索。
新时期文学面临的问题
知识分子选择的困境与矛盾：重返五四启蒙时代还是投身都市大众文化、娱乐文化，即究竟是知识分子“启蒙”人民，还是人民“启蒙”知识分子。
文学的困境：直面中国当代问题的真正的中国当代文学，还只存在于我们的期待之中。相反，哗众取宠的文学商品，在公众的一片迷茫和困惑之中，正在我们的身边、眼皮底下蓬勃生长。
商品经济与当代文学
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文学格局
A、国家主义美学形态的主流文学、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学，市民大众的通俗文学，这三种文学形态各显神通。
B、同时，这三种权力形态（体制、知识、资金）之间出现了复杂的转换关系。
C、但总的来说，商品化的趋势成了一股巨大的潮流。
“市场经济”阶段的当代文学状况
当代文学过早地结束了“新启蒙”阶段，而迅速进入了所谓“市场经济”阶段。
A、文学的商品化
所谓文学的商品化、市场化，就是不顾文学原有的基本特性，而不断地将文学变成商品。其结果是使文学屈从于一般的商品特性，使之进入“生产——流通——消费——分配”的过程，以追求资本增值或剩余价值成为最终目的。
B、作家与市场结缘
从80年代中期开始，作家就与市场亲密异常，但1993年的“陕军东征”更为典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废都》和《白鹿原》，它们以庞大的发行量表明文学终于离开了乡村的土地，来到了都市的街道上，与光怪陆离的都市符号混到了一堆，并且丝毫也不逊色。
C、当代文学发展逻辑的变化及其对文学研究的挑战
在交换价值支配的文化背景下，一切价值都在力图走向“无差异性”，以便成为“一般交换的等价物”（货币）。于是，所有的价值及其相关的词汇：自由、苦难、正义、美，都失去了它们应有的语义。作家、作品这样一些传统的、封闭的文学概念变得没有独立的美学意义了，其中的“文学性”也在“生产－消费”的链条中变得可疑了。这种变化对当代中国文学研究构成一种新的挑战。
2、新的三分法：
1949—1978：一元化，大一统时期，国家权力意志独霸天下；
1978—1989：二元化，知识分子与国家权力合谋；
1990年代：多元化，知识分子，国家权力，大众文化。
上编：1950—70年代的文学
■第一讲：新规范的确立与大一统格局的形成
政治工具：“新”规范指导了所有作家，影响了所有的文学创作。
●一.新规范的源流
1942年延安，当时只能延安边区的新规范，在1949年，随着军事上的胜利，在文化上也很快占领了全国。
40年代后期与工作：
1、宣传《讲话》，高度评价解放区文艺；
2、对抗战以来国统区文艺状况、思想进行估计、清理检讨；
3、对作家流派进行分类：革命作家；进步作家；反动作家。
不仅对自由作家进行分类，而且对左翼作家内部进行清理，纯化。胡风成为异己力量，40年代对胡风的批判已表明，既是革命的话语也不许标新立异，另树一帜。一体化的文学局面开始形成。
1948年中共领导下的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策划的文学理论刊物《大众文艺丛刊》创刊，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一文激烈批判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资产阶级”作家，又有邵荃麟、胡绳、乔木（乔冠华）等对左翼阵营内的胡风文艺理论和路翎的小说进行了集中的清算。
三、毛泽东文学思想
1、论著：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实践性”是其显著特征；
哲学出发点: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2、主要观点：
1)强调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不承认文学的独立品格和地位；
2)现实政治是文学的目的，文学是实现其目标的手段；
3)文学创作坚持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
4)“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
5)以先验理想和乌托邦激情改写现实，5个“更”；
6)对文化遗产强调变革和断裂；
7)对作家知识分子进行改造
四、当代文学方向的确立 ——1949、7、2—19日，第一次文代会；
“第一次文代会”——时间、地点、人物、确立规范、会后成果
确立了“一体化”的过程以及各种文学力量在“当代文学”中的资格和地位。
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是一个标志，预示了即将拉开帷幕的中国文学新阶段将由来自解放区战争实践的文艺传统为发展基础，同时也在思想斗争和思想改造的基础上有条件地吸收“五四”革命文艺传统的战斗力量。
专门管理机构： 1、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文联”
2、中国作家协会——“作协”
★三十年代：
（1）左翼文艺运动（上海大都市形成，严格说来其作家不是知识分子时征，左翼文艺与延安文艺是不尽相同的，“左翼十大西北地方合流”形成延安文艺）
（2）革命文学运动：创作社，太阳社
（3）五四新文学运动，其与1942年之后的“新规范”究竟是否存在关系？继承关系？“五四”文学最突出的特点是“人的文学”，新文学运动是一次人的解放运动。（南京大学徐稚英先生最早明确提出）因此，也可以说是“启蒙文学”“救亡文学”（八十年代李泽厚提出）“启蒙和救亡是双重的变奏”。李老师认为：五四改变中国的精神，更新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启蒙，是比救亡更重要的，而不是该为救亡所压倒。启蒙的基本点是人的个性和自由。战争中步调统一的需要，困难当头国人的爱国情绪，使“启蒙”不得不被打断。一直到八十年代，李泽厚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启蒙救亡变奏”的文学论点。然而这一论点是不全面的。
启蒙+救亡+翻身 中国传统固有的“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阶级意识和斗争手段，在五四时期，“十月 命一声炮响”的推动人民族阶级和影响下有了发展。
★新规范的源头是翻身而非救亡。
*30年代左翼的本质是“无产阶级翻身求解放”目标下的团体。“工人无祖国”的思想使他们看重的不是“启蒙”，也不“救亡”。只当“救亡”成为挡在“翻身”前的必经之道时，他们才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
韦君宜晚年的《思痛路》回忆延安窑洞时期知识分子的希望破灭和遭受的压制力量。萧军、王夕照等人因无法忍受政治对文艺的绝对领导而愤然，结果遭到不平待遇
●二、大一统格局的形成
对比苏联，同样在压力之下却有文学作品大胆地真实地坚持文学道路。
为什么在1949以后的中国，20年中却顺从地服务于政治？
★（一）50年代一系列文学批判运动（持续不断的文艺批判）
1.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故事梗概： 武训五岁丧父，随母亲行乞度日。七岁时求私塾教师收留读书，遭富家子弟驱赶。十七岁在张举人家做长工，结识车夫周大和婢女小桃。武训听说小桃因不识字被卖到张家，自己也因不识字，不仅未领到工钱，反遭管家赵熊毒打。周大为武训被欺，义愤不平，痛殴赵熊后，被打入囚牢。小桃不甘于再被卖身，饮恨自尽。武训痛感穷人不识字的不幸，决心兴修义学，让穷孩子读书识字，以免再受人欺骗。他开始了唱歌卖艺、装疯弄傻积钱修学的屈辱生活。周大越狱，劝武训一周投奔农民义军，武训未表同意。10年后，武训积聚的一百二十吊铜钱，被地保侵吞，但他初衷未改，仍一心行乞兴学。20年后，武训购置了一些学田，并积存六千多串铜钱。他去杨进士家门前跪求三日，当地士绅为其精神所动，义学遂告办成。郭知县和张抚台借义学以邀功，奏报朝廷，清廷因此为武训建牌坊，赐黄马褂，武训在盛典中由疑惑而悲愤，他叮嘱孩子们长大后“不要忘记自己是庄稼人”，丢弃了黄马褂，踽踽而去。最后，周大率义军火烧张举人家，纵马疾驰，隐没于黄尘中。
《人民日报〉社论的主要观点
（1）、《武训传》狂热地宣扬封建文化，歌颂了不应当歌颂的行为；
（2）．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反衬武训办学的胜利，污蔑了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了中国历史、污蔑了中华民族。
对《武训传》的批判涉及了两个理论问题：
第一；对历史的不同阐释的合法性
第二：文学创作的“修辞”性质和作家的“虚构权力”。
2.对萧也牧的批判
《我的夫妇之间》（短篇）“知识分子眼光看工农干部”
3.对《关连长》的批判
赞扬中中人民解放军下级军官的人道主义精神，却以“歪曲我军战斗精神”的名号被判
4.对俞平伯红学研究的批判 （五四时期北大学生，胡适的大弟子）
同俞引起对胡适的批判 （胡适在文学界影响太大，毛泽东想要做有马克思主义观点批判新红学的运动的是“君”和“师”，实现政治和思想意识上的统治）
俞平伯一生研究古典小说《红楼梦》，学术上有许多开创性的贡献，他的学术成果之所以被挑选为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性批判运动的典型，主要是他的学术研究方法来自于“五四”新文学的开创者之一胡适的学术传统，40年代末胡适离开大陆远走美国，但他对留在大陆的现代知识分子依然具有巨大影响，这种影响不但体现在政治立场，更多的是体现在学术研究的思维方法上。
胡适一生强调实用主义的思想方法，强调重实验，重证据，不迷信，不盲从等等，在30年代，胡适曾用这种思维方法来劝阻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到了50年代，在当时战争文化心理支配下的特定革命历史时期要求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抛弃自己的旧世界观，同时焕发出战争时期所有的巨大热情来投入新生活的创造，这套思维方法不能不成为一种消极的障碍，毛泽东抓住俞平伯为活靶，真正目的是掀起一场“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
“意在打开一个缺口，对资产阶级上层人物进行批判”，“现在我们批判俞平伯，实际上是对他的老根胡适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都很有意义····”☆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5.对胡风的批判（鲁迅的追随者）
胡风的所有文学实践都是以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为出发点的，他强调知识分子应该带了“五四”的战斗传统进入抗战，在接近大众的过程中通过学习大众的思维方式、感情方式和认识生活的方式，来更好地引导大众参加抗战并在抗战实践中逐步提高自己，他还坚持对蕴涵于大众中的“精神奴役创伤”进行批判。这些鲜明体现了“五四”启蒙传统特征的思想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战争要求出发强调知识分子自觉改造思想感情，无条件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为工农兵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思想，实质上是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固执”地坚持着鲁迅启蒙主义的知识分子的主体性，以“胡风反党、反革命集团”的名号受批判
★（二）知识分子改造运动 “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学习马、列，检查过去的资产阶级思想，以毛思想代替
★（三）作家的体制化——根本原因
50年代的有作家都被编入各自“单位”，本身的“自由职业”性质已被打破，“吃饭是重要的”，体制的力量使文学的大一统成为可能
作家队伍的变化：
1、40年代重要作家边缘化，继续延安传统的作家中心化；
2、中心化作家的文化品格：
1）地域：从东南沿海到西北、中原转移。地理的转移与文学方向的选择有关：
从重才情——重政治意识；从注意市民、知识分子——农民；从城镇——乡村
2）写作态度：文学写作是服务于革命事业的一种独特方式。
3）文化学养：写作经验准备不足文学和文化资源狭窄。
出现“一本书”作家，“高潮”即“终结”的现象
●三．大一统格局下的实践后果
中国文学终于史无前例地变成了政治的工具(比任何一个朝代、时期更甚，更广泛和更彻底地)
＊50年代几乎所有的诗歌都歌颂党、领袖、解放军、新中国的欣欣向荣、抗美援朝、包括实际上有着强烈抵触的胡风公开发表的诗歌
小说、散文……没有人写困难，没有人写存在的问题
“要据政治需要去创作”。“用阶级分析演绎文学作品”“爱、恨的复杂心理感情被简化”公式化，概念化的弊端由此不可避免
甚至连毛泽东，周杨等领导人也意识到并要求克服文学的“公式---概念”化，可是在今天看来，只要文学仍然充当着政治的工具为其服务，就注定无法走出这种模式
调整：
“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写真实”“干预生活”
关于分歧
2、胡风与周扬的文学理论：
周扬（1908-1989）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毕业于上海大厦大学，同年留学日本。1930年回国，参加领导中国左翼文艺运动。1932年重新入党，任中共中央上海局文委书记，“左联” 党团书记，主编《文学月报》。1936年参与倡导“国防文学”运动。1937年赴 延安，历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文艺战线》主编等职。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历任中央文化部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顾问，全国文联副主席、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顾问，中国社会科学 院副院长。“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迫害，被投进监狱。
相同点： 自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列主义文艺观，拥护《讲话》，拥护毛泽东文艺思想，不赞同文学与政治无关，反对文艺自主、纯文艺的观念，信奉“现实主义”，对其他的文艺潮流创作方法排斥抵制批判，
坚持文学的“一体化”理想，强调建立“文学统一规范”的必要性，要求一统，反对多元
不同点：
1）文学与政治、实践的关系上：
周扬更强调作家的世界观的正确性，胡风更重视生活实践和文艺实践，认为真实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就是现实主义艺术实践。
2）现实主义：
周扬的资源主要是苏联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强调理想、前景，强调文学的教育作用；胡风19世纪的法、俄等批判现实主义，坚持鲁迅所代表的现代作家的思想启蒙作用-----“精神奴役创伤”
3）创作的主客观的关系：
周扬重视作家的“深入生活”——工农兵生活；胡风强调作家的热情和创造力-------“主观战斗精神”（以此对抗左翼忽视作家的主体性有和理性，以此来否定沙汀的“客观”和朱光潜的“冷静美学”显示其偏颇）
4）当代文学的传统：
五四文学革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讲话》
胡风更重视五四新文学传统——鲁迅所代表，对过分宣扬、推行解放区文艺经验有担忧；对五四新文学更重视与西方19世纪文学的联系；
周扬更强调《讲话》的所引起的文学变革，“继‘五四’之后的第二次更伟大、更深刻的文学革命”，既强调与五四的联系，更强调与五四的区别。
胡风通过强调五四性质和作用来确认自己的在当代文学话语权；周扬以突出五四和型文学革命的缺点来确定五四文学与《讲话》之间的等级关系从而也确立自己的在当代文学的话语权。
经过批判胡适思想和镇压胡风集团，“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基本内涵已经无法再生出积极的意义，它凡能被毛泽东吸收到自己文艺思想体系去的部分因素，也只能通过毛泽东自己的语言方式表达出来。其他因素，都不能不转化为隐形状态，零零星星地结合着作家的创作实践被表现出来。 作家们“深入生活”已经不再是自己的个人生活，而是工农大众的生活。
可是什么才是深入了的生活，即生活的真实呢？时代要求作家反映若干亿工农兵的生活真实，可是当他们真的深入到生活中，他们看到的并不尽然是阳光明媚，当他们把这些生活的真实反映到作品中，就遭到批判，被诘问以“你看到了多少中国工农”，贯以“歪曲社会现实”的各号，受到批判 和压制。
于是，50年代的文艺界，出现了诡辩的方流论、本质论。作家们只有在《人民日报》的社论中，红头文件中，毛泽东的语录中去把握生活的本质和主流----统一的虚假。于是被称作了“主流和本质上的真实”。
柳青《创作史》无疑是文革前十七年当代小说中最优秀的一部长篇作者本人也是有良心的作家。
“梁生宝和改霞的恋受”在后者进城当工人的结局中结束，忙于合作社的工作使二人终不成眷属。可是真实的生活是“改霞”的原形“林改改”“提高自己觉悟，为革命贡献青春”------嫁给了前线的伤残兵。
柳青的作品中没有这样的内容，并且显然回避着这些。
“政治抒情诗”的出现与流行
“西南边疆诗群”的出现
■第二讲 双百方针的提出与文学的突围
●一.双百方针的提出
郭沫若、艾青已经 从女神的光芒突进和大堰河的深情饱满转变为工农生活的歌颂者。
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与其先前提出 的“二为”（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为工农兵服务）实质上是矛盾的。
原因何在？经济要发展，光靠工人加班、农民合作是不够的，科学技术是必需的。因此，要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必须为其创造一定的宽松环境。
这一时间，毛泽东在大知识分子面前的自卑感已经被克服得不错，全国上下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现象给了他良好的自我感觉，马寅初还率北大教授邀请毛、周、刘、董等做他们的老师……天下太平了，可以让思想文化界开口讲话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需要，是毛泽东心理上的一个要求。
1956年，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了低谷，毛泽东开始意识到总结斯大林教训的必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于是有了“双百方针”的实践。
A.文艺批评和文艺理论的研究上，表现出摆脱教条，冲破禁区，大胆探索的精神：质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存在根据；批评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批评以行政、粗暴干预的方式领导文艺工作。
何直（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
周勃《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 陈涌《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
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 巴人《论人情》 钟惦棐《电影的锣鼓》
关于《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
强调现实主义的广阔性，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独尊。广阔意味着不应当是教条主义。同时，只要具有“艺术真实性”的作品都可以纳入现实主义的范畴中。艺术的真实性不是来自于抽象的思想、观念、教条
提出了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质疑，就是不赞同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视为“最好”“最正确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
得到周勃、刘绍棠、从维熙、陈涌等批评家、作家的呼应。
B.文学创作上，出现了一批“干预生活”的作品，最重要的特点是敢于揭露生活的矛盾，突破了“无冲突论”，有意识地加强了对现实政治的“干预性”，更多负起揭发时弊、关切社会缺陷的责任；
刘兵雁《在桥梁的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耿周《爬在旗杆上的人》→质疑和批评现状，召回作家的批判意识
C.创作题材突破了不能描写爱情等禁区，表现出对个人生活和情感价值的维护和开掘
宗璞《红豆》、陆文夫《小巷深处》、李威伦《爱情》、丰村《美丽》
上述背景之下，我们要关心的是文学发生的变化
●二．昙花一现的繁荣景观
1956—1957。百花待放
★小说：结束了所有作家都为新生活唱赞歌的局面
阴暗面。社会生活的问题及矛盾为一些作家所关注
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揭露和批判官僚主义。“林震”vs“刘世吾”
李国文《改选》政治生活的不合理，一心一意为工人的干部永远上不去
耿龙祥《入党》
白危《被围困的农庄主席》（也有人认为是报告文学）进入人的内心世界和情感深处，表现人情、人性、人道精神。农村干部为琐事所扰，无暇考虑建设的事实
宗璞《红豆》50年代短篇最优秀之一，简单而动人，“江玫”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红豆回忆，探索人的复杂情感与政治立场之间的关系，
邓友梅《在悬崖上》革命者的外遇
*50年代文学作品中还不是完全没有“love”，可是却呈现以下趋向：高度纯洁化（“性爱”与“肌肤之亲”不可能出现在共产党人正面人物身上）高度简单化（爱他/她什么？能劳动）
★*诗歌：
公木《据说，开会就是工作，工作就是开会》干部的工作状况，揭示官僚主义作风
公刘 “红小鬼“-----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956，公刘的创作发生巨大变化1.他看到了社会生活的不合理现象《禽兽篇》2.近30岁的公刘首次陷入情网，自比“迟开的蔷薇”。
邵燕祥 叙事诗《贾桂香》封建意识对新时代表年的迫害，
流沙河《草木篇》白杨“纵然是死了吧，也不肯向谁弯一弯”人格独立的向往。仙人掌：沙漠中生长
★戏剧：
海默《洞箫横吹》
杨履方《布谷鸟又叫了》团支部书记的爱情给予的压力
岳野《同甘共苦》进城做官的革命者的乡下“黄脸婆”和“城市新娘”当代史上惟一一部反映该类题材的作品。“不能写成悲剧”的苦衷使岳野无奈之下给了戏剧“大团圆结局”
报告文学：
刘宾雁《在桥梁工地上》队长、书记的微妙关系
《本报内部消息》报社内部的问题。两部作品
1957年，反右斗争中，上述作品大多被否定和批判为“毒草”，作家们也被打为右派。（1979，《重放的鲜花》上海文艺出版社）148页注12
★文学批评：
巴人《论诗人》
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显然是与宗璞《红豆》之类的小说是站在相同的“人本”立场上的
●三．反右运动与文坛生机的夭折
55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文学界是重灾区。首先从报告文学作家刘宾雁开始，一系列青年作家，如刘绍棠、王蒙等，都遭到批判。
★*毛泽东是不是出尔反尔？
“双百方针”所带来的1956---1957年的局面可能是毛泽东及中央上层始料不及的。
他们真诚希望能听到意见，但没有意识到意见会那样激烈且繁多。
大知识分子尤其是民主党派的领袖们（如储安平）对共产党不是没有想法的，他们一旦开始讲话，中央就傻眼了。他们关于“民主政治”的意见，往往是中央不愿改和无法改的。
大学生的力量汹涌“要民主、要自由”的口号惊动了上层，1957年的北大《广场》，主编张元勋和同学沈泽宣发表诗歌《是时候了》。
此时的毛泽东表现得相当不自信，他认为“拥护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只有10％”，巧合或者必然的是，550万知识分子中，55万人陷入了批判和囹圄。
从此，作家开始小心翼翼地回避现实生活和躲避真情实感，文学的萧条是必然。-----可是，从1958年开始，出现了“人人都是诗人”的奇怪现象。
■第三讲“文艺大跃进”及其作用和影响
●一.“民歌”到“文艺大跃进”
1958年春成都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要求“要搜集民歌”，后又再三提出，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任务，
“新的也要，旧的也要”，全国人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开始“采风行动总动员”从上至下的新民歌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察看民情”是当时人们对“搜歌”号召的起初理解）
“村村要李有才，社社要有王 九，县县要有郭沫若”的口号，在“新民歌”的树标兵，评先进的氛围中应运而生。
郭沫若提出“文艺也要放卫星”，要求文艺上的大跃进各省各地开始定计划、作规划，目标惊人却竟然被完成了，河北省还曾检讨“低估了人民群众的创造力”。“赛诗会”到处可见，文艺大跃进轰轰烈烈。
大跃进民歌大量出版：1958年下半年出版的诗集数量超过了新诗（五四）产生以来的诗歌总量。《红旗歌谣》郭沫若，周扬（理论权威）编在郭沫若在为这个集子写的序中，他大胆地将“新民歌”称作“共产主义的萌芽”
●二．大跃进文艺的思想与艺术
★从“民歌”创作到整个“大跃进”，与的建国后“新规范”下的文艺比较，都没有在思想上出现新的价值突破。且“歌颂”的过程比过去更简单，明朗。（这里有民歌特点的因素）
“主席走遍全国，山也乐水也乐。蛾眉举手献宝，黄河摇尾歌唱……”选自《红旗歌谣》
“忆苦思甜”模式《三过黄泥坡》：一过黄泥坡，黄泥坡上野草多
二过黄泥坡，黄泥坡上人马多
三过黄泥坡，……
表现在壮志豪情中的狂热
“时代的艺术风格”在整体化的时代里体现得很鲜明，想象力，夸张的能力是大跃进民歌的特色《月宫装上电话机》：“月宫装上电话机，嫦娥悄声问织女。听说人间大跃进，可有心思下凡去？织女含笑把话提，我与牛郎早商议。我去纱厂当女工，他去学开拖拉机。”
★*夸张把握到什么程度才能让人接受？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豪情壮志可以接受，荒唐可笑的牛皮却是不可以接受的。1958年上下比赛吹牛，诗人的夸张似乎可以理解，报告文学作家的夸张却似乎不可以接受，《徐水人民公社颂》放出了许多“卫星”
●三．大跃进文艺的文化功能
1957年的“55万右派”使一大批作家走向“劳动改造”，濒临萧条的文坛需要有生机来填补。“工农商学兵”都参与到“新民歌”和“大跃进文化运动”中，可以达到这样的“繁荣”
“新规范”被1956—1957“百花时代”打扰，“大跃进文艺”以一种文化上“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坚固着“新规范”，全面淹没着知识分子的文化，“俗”文化彻底战胜了“雅”文化。
■第四讲 走向“文革文学”
●在“两结合”创作方法的规范之下1958年产生，其影响一直持续至八十年代。“新民歌”和“文艺大跃进运动”中，毛泽东提到“新诗发展的方向”问题，处于偏见或不了解，他提出“在古典诗歌和民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诗歌在内容上应该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统一。”经过郭沫若和周扬的解释，“两结合”创作方法应运而生——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在当时被理解为理想和豪情，致使文学无法再客观冷静地摹写生活）
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规范下，美好的共产主义前景被空前的强化，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被作品所回避。
★*关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
现实主义的核心是建立在“批判”眼光和精神下的真实性，然而，起批判与政治的关系是复杂的。当一个政治力量要推翻一个旧的政治集团（政权）时，对于文学的批判性，他们是欢迎的。当一个新政权建立起来并存在不完善不合理之处而又不愿意面对并改正时，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精神必将是难容于政治的。
★“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很好的适应了政治对文学的要求，更多作家原离现实生活和内心世界。
1958—1961的“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是一场“人祸”。李锐（曾任毛泽东的秘书）在他的《大跃进亲历记》中回忆了“人民公社运动中”大食堂及其倒闭所造成的到面积的饥荒和死亡。
1960年《人民文学》中农村生活却是一片喜气洋洋的幸福景象。
●二．狭路上的探索
作家们在无法面对现实的情况下走了两条路：
1返回历史，在相对自由的世界中进行研究
2研究“美”，回避现实，既保持了真正的艺术审美又不至于碰处到敏感的东西
严阵《江南曲》
杨朔，秦牧，刘白羽的散文，茹志鹃的短篇《百合花》，政治上毫无问题，艺术上的高超（不接触战争的具体）茅盾给予巨大的好评
王愿坚的《党费》《粮食的故事》《七根火柴》，写远去了的“长征”，从细处入手描写人物的心理，但是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作家一样，在歌颂宏扬某种精神的同时，忽略了“人性”，“人道”和“人本”的精神实质上的复杂感情。
●三．从“歌颂”到“战歌”
严阵作品中那样的“颂歌”被称作“轻歌曼舞”，遭到批评
战斗的精神，生活中的阶级斗争在六十年代被强调 （毛泽东在1963年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指示）
诗歌界的代表人物郭小川，贺敬之创造了“阶梯式”：诗歌形式和叹词的大量运用，为表现战斗豪情而服务。如《竹矛》
小说以“阶级斗争”为题材的集大成者是浩然和他的《艳阳天》
剧本《千万不要忘记》，将“阶级斗争”引入家庭生活，“与中产阶级争夺下一代”的口号下，“红青年被丈母娘腐蚀”的故事情节存在于《千万不要忘记》中
■ 第五讲:十七年的诗歌
郭沫若的《新体颂》 何其芳《我们最伟大的节日》 艾青《国旗》
三十，四十年代活跃的一批诗人（以郭沫若，何其芳，徐迟为例）在建国初期五十年代仍在歌唱，然而已无法代表这个时代。情感的空洞使诗歌变得苍白和不值一体。
★*五十年代选择了属于他的诗人，年轻的能适应这一时代政治要求的诗人，他们从小就受革命的教育，未受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
郭小川，贺敬之，闻捷，李瑛，公刘，邵燕祥
青春的激情+思想的深度=诗人（真正的诗人）
●一郭小川的诗
延安，自小接受革命教育。16岁“一二。九”中投身革命，后赴延安马列学院，曾任王震的秘书。抗战胜利后，回河北故乡任一任县长。建国后调入中共中央宣传部，管理“文化战线”，曾与二人合作发表大量杂文，笔名“马铁丁”，目的在于教育年轻一代接受党和社会主义。
1955年调入作家协会，郭小川开始建国后的诗歌生涯，大量发表诗歌。1955—1956总标题为《致青年公民》的组诗，影响颇大，其中尤以《向困难进军》《投入火热的斗争》著名。他并不象大多数诗人那样空泛地歌颂，他看到了新中国的问题，这是值得肯定的。
郭小川是自知的，1957年在诗集序言中说自己写诗像“抗战时期写标语一样”，从这一年开始，他在诗歌的题材，内容，艺术个性等方面，开始了新的探索：
一系列的叙事诗《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一个和八个》，《严厉的爱》等。有的写革命战争中的爱情，高大纯洁的必然旋律外，类似于宗璞的《红豆》那样的感情也贯注其中。
《一个和八个》开始创作是在1957年5月1日那一天也是整风运动的开始，诗稿被封为“绝密”供“十三级以上的干部”批判（幸未被打为右派）。革命者王金被敌人抓住并逃脱，后又加入革命队伍，被认为投降敌人被打入革命队伍内部的奸细，关入牢房，与其他人（汉奸，开小差的士兵等）同被判死刑。在他抵住敌人突袭重回革命队伍时，再度被怀疑并判死刑……
抒情诗《望星空》作于建国十周年，“我们不算伟大，不算辉煌……走千山涉万水，就是走不到那个天堂。”这首诗遭到了“堕落”“资产阶级思想”等名号的批判。
郭小川开始意识到创作道路的狭窄，爱情，人性，矛盾，困难等等，不是诗歌所能反映的了，红灯遍布的道路上，郭小川政治上不越雷池半步，题材上不再去突破，在歌颂的艺术上作了努力，为自己找到了躲避急风暴雨的栖息地，《甘蔗林—青纱帐》《厦门风姿》《林区三唱》就是这一类作品的代表。
限制之下的想象成就了《甘蔗林—青纱帐》的独特艺术视角，引发了人们对意象的强烈共。借自然风光反映了厦门的战士。写了东北大兴安岭以少见中取胜。
文革开始之后，郭小川无法继承“走钢丝式”的创作，任王震秘书的经历，甚至连累了他，白天受批判，夜里搞创作，这种扭曲状态使他开始在他诗歌创作中运用“红太阳式”的弄虚作假，而在思想上又对这种作假行为感到矛盾。
《团泊洼的秋天》《秋歌》等七十年代初的作品，在那一时期不能公开发表，只能留作自己欣赏，真情实感只能藏在心底。
战士与诗人，政治工具与艺术的矛盾始终贯穿于郭小川的一系列探索中。
既不希望违背将令，有愿望着做一个真正的诗人，他具备着诗人的天赋，然而安分的灵魂却与整齐划一的的战士身份斗争。“服从？独立人格？”造成了他内心深深的痛苦和悲剧所在。
红小鬼的“蜕化变质”实质上是在受到人类文化遗产教育教育之下的独立人格的苏醒。加之政治与文学的必然的距离，使文学的价值观本来就独立于政治领域的价值观，成为诗人的战士完全可能崇拜起普希金，成为作家的战士也无法忽视托尔斯泰。然而那个时代，郭小川一类的作家（诗人）无法背离毛泽东崇拜以及将令的要求，所以，诗人和战士的矛盾集中在他们的身上，反映于作品中，流露出深刻的精神人格的悲哀。
●二．贺敬之的诗
时代特色较郭小川更为明显
贺敬之生于1924年，抗战爆发时13岁，被迫辍学，辗转逃亡到延安。
《乡村的夜》（五十年代出版的贺敬之的第一部诗集）收录了他在延安时期的早期的创作（贺敬之对王统照，臧克家尤其是对后者的摹仿痕迹是显而易见的）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贺敬之开始虔诚的改造自己的创作，使作品大众化。这些类似于顺口溜的诗作也在后来集结成书《朝阳花开》（《南泥湾》就是其中的作品）
与丁毅和写的歌剧《白毛女》使贺敬之成为新中国戏剧的领导人，因此在建国初，贺敬之没有进行诗歌创作，只是集结诗作成书。
至1956年，贺敬之重新开始诗歌创作。然而不同于1956—1957的“突围行动”，贺敬之的创作正是在“规范”之下的产物。重执诗笔之后的第一首诗《回延安》即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关注。诗人本身的艺术技巧是值得肯定的，而时代背景下曾经在延安生活过的人们的强烈共鸣也是《回延安》成功的重要原因。紧接着贺敬之以《放声歌唱》奠定了他在当代诗歌史上的地位。
与《回延安》所采用的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不同，《放声歌唱》这首诗中学习了苏联诗人迈亚可夫斯基的“阶梯式”形式，一写几千行，雄浑开阔庄严的特色，适应了五十年代的艺术梦想。
新风格之下，诗人本身的技巧也是不可忽视的，贺敬之实现了政治动员的艺术化：1善于将抽象的政治概念转化为生动的艺术形象2政治议论的抒情化，以情动人
●三．闻捷等人的诗
★1闻捷“适应政治需要和吸引读者”的夹缝中寻找创作道路，在大西北做随军记者多年，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颂歌风”中作品不多，到1955年才成为为人广泛知晓的青年诗人。最有代表性的是组诗《吐鲁番情歌》和《果子沟山谣》（均收入《天山牧歌》）
闻捷诗歌的特色：“献给新中国和新生活的颂歌”是闻捷诗歌的主题，但是他写的是内地读者所不熟悉的生活，这种新鲜题材来自于他在边疆的生活，其中对于少数民族青年男女爱情的描写是受到读者欢迎和喜欢的原因。闻捷对于这些微妙复杂的感情的关注是歌颂新时代、新生活，充满着趣味和积极乐趣。这符合于时代艺术要求的创作旨意，也是闻捷作品未游历于时代的高明之处。然而为了避免让自己成为所谓的“爱情至上主义者”，闻捷刻意的替诗作中的爱情男女主人公安上“闪光点”这些曾被高度赞美为“表现了革命青年的理想高尚情操”等闻捷的诗在今天看来，恰恰是真情实感的败笔。概括下，即：
（1）以牧歌的笔调表现颂歌的主题：新时代、新生活的赞歌
（2）爱情主题的新处理：劳动加爱情
（3）以“叙事”的手法来抒情：注意结构的完整与呼应，注重对细节事件的提炼
（4）将西北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输入新诗，开拓诗歌的表现空间
★2李瑛、公刘、邵燕祥
李瑛手法上值得肯定，善于细致刻画。 谢冕认为，读李瑛的诗，仿佛是在读中国现代社会的历史，从它的连接和断续中，会得到一种非常丰富的关于社会的、政治的以及人们思想感情的诗意的启迪。他的诗不乏军人的英雄气，又拥有知识层的儒雅风格，在用诗歌的形式表现中国军人多姿多彩的生活以及内心丰富性方面，他是成就最显著的一位。在他的诗中尽管也不乏对于精微的小场景的描写，但无不涉及英雄气概和报国热心，他的诗是大视野、大胸襟与精致婉转的艺术表现的结合，就诗的内容言，有一种“大江东去”的雄健，就诗的艺术言，却不乏“晓风残月”的情致。
公刘
邵燕祥50年代表现建设者、歌唱建设者的诗人代表。作为记者的邵燕祥，走遍全国进行报道和诗歌创作。
■ 第六讲:十七年的小说
●一农村题材的小说
50——7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的总体特征
（1）内容上，紧密反映农村“现实斗争”，图解国家政策；
（2）风格形式上，公式化、概念化明显，个性色彩淡化；
（3）对创作主体思想上的高度要求，要求作者与作品主人公思想上保持高度一致；
（4）与现代“乡土小说”明显不同，现代乡土小说以民俗表现、悲剧意识、国民性批判/重建、启蒙等作为核心内容， 而50-70年代的农村题材小说则充满了颂歌意识和理想主义情怀。
赵树理、周立波、柳青、沙汀、骆宾基、马烽、康濯、秦兆阳、李准、王汶石、孙谦、西戎、束为、刘澎德、浩然等
1、“山药蛋”派：以赵树理为代表，成员还有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韩文洲及后来的成一、张石山、潘保安等。
流派特征：
①地域的特征；
②写作与农村实际工作的关系；
“问题小说”意识、工具论意识
③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来写，以先进的思想意识来指导；
④对故事性和语言通俗性的强调
2、“荷花淀”派：以孙犁为代表，成员还有刘绍棠、丛维熙、韩映山、房树民、冉淮舟等人。
流派特征：
①追求诗化、散文化，重意境和抒情
②淡化阶级斗争意识，重表现人性、人情美
③对艺术性和传统性的保持和宏扬
关于孙犁
（1）善于于平淡中见深刻，朴实中见诗情，富于新的时代精神。
（2）重表现人性美、人情美，和人物身上的传统美德。
（3）诗化小说的美学追求，追求优美意境的营造。
（4）散文化的结构笔法，淡化情节和矛盾冲突。
（5）重自然风光的描写和民风民俗的艺术写照
《铁木前传》
主要写情感，写人际关系的变化，但也体现了一定的时代色彩和政治倾向。作品没有直接去描写社会的变革，而是通过几个生活场景和情节反映出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农村各阶层精神状态、思想情感以及复杂的人际关系的新变化，从而折射出时代的变迁。
赵树理的小说及“赵树理方向”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延安有意识的培养起来的样板，贯彻了毛泽东文艺方向进行创作。1948年赵树理在文坛已有了很高的地位，“赵树理方向”形式上通俗易懂，内容上为农民所喜闻乐见，追求大众化，不能以精英知识分子的立场“高高在上”的看待生活，或是用启蒙的姿态写农民。而是站在农民之中写生活、写农民。
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作家”是从深层上透露了这一批精英知识分子在思想情感上与农民的不一致，站在高处看农民。
★*从1949年以后的创作看赵树理，短篇小说《登记》是为了配合新中国《婚姻法》的出台，响应号召进行的创作，以其通俗易懂的内容和彻底中国传统的叙述方式，展示着乡村生活中的故事。长篇小说《三里湾》是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的长篇小说。（主要反映的是初期“互助组”阶段。）短篇小说《锻炼锻炼》作品的魅力来自于对农民心理情感的描写，幽默的笔法写了“吃不饱”和“小腿疼”，对这些好吃懒做的人批评之余，隐含透漏出农村妇女在那个时代的几分辛酸。
赵树理对农村生活、农村情感的了解程度是深刻的，体验是真切的。形形色色的人物、真实的细节，是他的作品在当时受到欢迎的原因。然而，他缺乏一种对人生的深刻的悲悯和同情，并不是本着宽大的情怀去创作。他嘲笑着那些在农村生活中被嘲笑的一群，只能在政治方向上跟从……
五十年代末，赵树理的时代过去了，而取而代之的是柳青和李准
★柳青和他的《创业史》
作品主旨，柳青说：“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答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各个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表现出来。这个主题思想和这个题材范围的统一，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具体内容。”
李准，五十年代初《不准走那条路》（指的是个人发家致富的道路）为互助合作唱赞歌；1958年中篇小说《李双双小传》轰轰烈烈的生活，妇女解放事业在农村的发展，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
柳青，史诗式的小说《创业史》（第一部最有价值）。梁生宝这个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带头人形象，优点太多，以致于显得并不真实。相反，作家笔下受批判的人物，却写的较为真实。
浩然的《艳阳天》
赵树理，柳青和浩然构成了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一条发展线索
两个群体：
一是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西作家群；二是柳青、王汶石为代表的陕西作家群。二者之间区别：
①赵树理的本土化乡村写作立场与柳青等的“外来者”乡村写作立场；
②赵树理立足于农村生活本身，从生活中得认识；而柳青则是从观念到创作，图解观念，灌输新的价值观念；
③赵树理继承的是中国传统的说话艺术，而柳青接受的则是五四新文学传统。
四、柳青 《创业史》（合作化题材长篇小说）
（一）主题:柳青说：“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答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各个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变化过程表现出来。这个主题思想和这个题材范围的统一，构成这部小说具体内容”。
（二）人物设置及结构安排
郭振山：党的干部
梁生宝 三大能人 郭世富：富裕中农
姚士杰：富农
梁三老汉：摇摆的农民
（三）主要事件 ：活跃借贷、买稻种分稻种、进山割竹子、新法栽秧
（四）人物分析：梁生宝、梁三老汉
梁生宝：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的典型、当代英雄 。从群众中涌现出来的杰出的聪明、能干、公道、积极的领袖人物。它既有普通农民的勤劳、质朴的传统品质，又具有富有理想、舍己为公、团结群众、多谋善断的青年革命家的品质和气质。
梁生宝是农村变革中成长起来的干部，群众领袖，身上具有农民处处从实际出发、脚踏实地、吃苦耐劳的品质。渭城冒雨买稻种、为集资进山砍竹子、不乞求富农的粮食、自力更生度春荒。在各种困难面前，总是走在最前，与人民同甘苦。这既是朴实庄稼人的气度，也是革命者大公无私的表现，梁生宝以其朴实无华的行动和对党的政策的理解不断成长，成为一个有力量、思想的光辉人物。
严家炎曾经批评柳青在梁生宝塑造中存在三多三不足，即：理念活动多，性格刻画不足；外围烘托多。放在矛盾冲突中表现不足；抒情议论多，客观描绘不足。
柳青说：之所以“把一些不属于农民的东西，而属于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东西，赋予梁生宝，这是因为在我看来，梁生宝这类人物在农民生活中长大并继续生活在他们中间，但思想意识有别于一般农民群众。任何社会人身上除了个性心理特征以外，还有两种特征——社会生活的特征和社会意识的特征。”“小说选择的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一次成功的革命，而不是一次以任何错误思想指导的一次失败的革命。”“梁生宝只不过是一个由于新旧社会不同的切身感受而感到党的无比伟大，服服帖帖想听党的话，努力琢磨党的教导，处处想按党的指示办事的农民出身的年轻的党员。”“简单一句话来说，我把梁生宝描写为党的忠实儿子，我以为这是当代英雄最基本、最有普遍性的性格。”
梁三老汉：老一辈农民的典型。在其身上概括了生产者的意识和要求，写出了他们在合作化运动中的犹疑、迷茫、彷徨、观望的心理和态度。跨越新旧时代的人，思想的两重性：保守狭隘、自私自利，务实善良、是非分明。
1、历史认识价值-
反映了合作化初期的农村风貌和历史进程，具有历史认识价值。力求准确地把握当时农村错综复杂的斗争，梁生宝与三大能人的斗争，落实在多打粮食。通过梁生宝互助组的生产自救活动把真实的乡村呈现在人们面前。
2、结构完整性-
小说囊括了农村各阶级、各阶层的政治势力，采取一对矛盾（公私），多条线索的布局，卷首设题序，概括梁家父子解放前的创业史，提契全书。
3人物塑造“典型性”-集中笔力刻画人物，对人物性格精细雕画，写出每个人物的性格发胀史。
4、叙述方法上将民族与现代相结合，采取夹叙夹议的叙述方式；书面语与口语的对比运用，产生了独特的叙述效果，有效地完成了作者的创作意图，作者的情感、态度、价值取向都能直接而有效地得到传达。
六、《创业史》中农村革命叙事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1）革命是一个具体的日常生活的过程，它必然要通过日常生活的改变来体现它的革命性；如果革命忽视这种日常生活的革命性，则革命不可能是完整和彻底的。《创业史》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
2）农民的问题首先是生存问题，精神、理论固然要参与其中，但是，若以为它可以代替生存的物质性，那么，必然带来错误的政治决策和行动纲领。
3）乡村社会主义的革命是生产力的革命，任何提高生产力的做法都受到农民的欢迎。
结论：社会主义文学的成功有一个前提，即历史、现实环境和意识形态必须保持一致，即当意识形态理论和政策反映了历史和现实的真相，社会主义文学就能够以其深度和真实性成为优秀作品；而当意识形态偏离历史和现实的航道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就可能成为瞒和骗的文学。 其他合作化小说：浩然《艳阳天》（萧长春、马小辫）
●二．革命历史题材——革命历史小说
关键词：史诗化、传奇因素、亲历性
作者大多为革命的亲历者，有着叙说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和将革命“经典化”的愿望。
主要作家作品：长篇有《铜墙铁壁》（柳青）、《风云初记》（孙犁）、《保卫延安》（杜鹏程）、《铁道游击队》（知侠）、《小城春秋》（高云览）、《红日》（吴强）、《林海雪原》（曲波）、《红旗谱》（梁斌）、《青春之歌》（杨沫）、《三家巷》（欧阳山）、《红岩》（罗广斌、杨益言）等。短篇有《山地回忆》（孙犁）、《百合花》（茹志娟）、《黎明的河边》（峻青）、《党费》（王愿坚）、《三月雪》（萧平）等。
史诗性作为一种重要的艺术评价标准
当代作家们的史诗化写作传统
史诗化的艺术表现：揭示历史本质、反映重大历史事实、表现重大主题、时空结构庞大，对英雄形象的塑造等。
如《保卫延安》、《红日》、《红旗谱》、《红岩》、“一代风流”等
《保卫延安》的艺术成就及对新时期战争小说的开拓性意义
第一部大规模正面描写解放战争的长篇小说，被誉为当代战争文学的开山作和里程碑。
（1）宏大壮阔的史诗构思及全知的叙事视角
（2）艺术虚构与历史事实相结合，在此基础上进行人物塑造——真实人物与虚构人物相结合
彭德怀、周大勇、李诚、王老虎
（3）洋溢着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激情。
《保卫延安》的艺术局限及对后来战争文学的负面影响
（1）在塑造人物时，有过分理想化的倾向。如李诚、周大勇
（2）作者激越的情感抒发淹没了冷静、细致的情节描写。
（3）作品对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张扬掩盖了战争本身自在的悲剧性，削弱了战争文学对人的关怀和对战争的反思。
★杨沫《青春之歌》
结构上以主人公命运为线索，带有强烈的自传色彩。林道静，知识分子在改造锻炼中成长为革命战士的主题，杨沫很好的适应了，并将青春之歌写得不那么乏味，重要因素是：杨沫对自己生活的珍惜。
不足：阶级观念和阶级本质性在小说中的反映；修改版中增添的，林道静在农村接受农民阶级教育和改造是对时代规范的遵从；他热情赞美林道静和卢嘉川，批判和否定了老实读书做学问的青年，这是一种革命价值观，可是在当时中共的执政党地位已经确定，这就注定了《青春之歌》处于一种尴尬的状态，宣扬一种革命的逻辑，却无法在求稳定的政治背景下倡导革命。
★《红旗谱》等革命历史题材小说
（1） 内容：作者有着关于革命起源的叙述动机。作品生动地再现了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前夕我国北方农民革命斗争的历程。小说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通过冀中平原锁井镇两家农民三代人与一家地主两代人的尖锐矛盾和斗争，历史性的概括了大革命前后中国北方农村和城市的阶级斗争状况，深刻地展示了新旧历史时期中国农民斗争的不同道路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不断走向自觉斗争的历史进程
作者梁斌想把它写成史诗，却写成了一部革命传奇。革命生活给了梁斌等作家以革命理想，对战争和斗争的历程、对人物，他们都是熟悉的，但是往往也是被拔高了的。
小说写北方农村各阶级的人物，波澜壮阔的画面，从大革命一直写到“九?一八”，指出了自发斗争的失败的必然性，得出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才能有革命的成功。
3．当代的通俗小说——革命英雄传奇
曲波《林海雪原》
作品是根据作者本人的切身经历写成的一部长篇小说。它描绘了在东北解放战争初期我人民解放军的一支战斗小分队在牡丹江一带深山密林中同国民党残余部队进行的英勇、机智的斗争。当时，东北正在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国民党正规部队已被击溃，但残余的土匪如许大马棒、座山雕、九彪、马希山、谢文东和国民党专员侯殿坤等一伙，却潜藏在深山密林中，烧杀抢掠，破坏我后方的土改工作，给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极大的危害。
艺术成就
1、笼罩作品整体的浓郁的传奇色彩。这一方面表现为题材的新颖奇特和故事情节的传奇惊险，另一方面表现为奇异神秘的自然环境的描写。
2、成功地塑造了一批具有独特个性特征和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形象，如少剑波、杨子荣、刘勋苍、孙达得、栾超家等，都是身怀绝技又独具个性特征的英雄人物形象。
3、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交织，真实性和传奇色彩的有机结合，富于民族特色。
4、通俗小说创作的成功典范，推动了建国以来通俗小说的艺术发展，使其由通俗性向艺术性逐渐递增。如由传统的情节小说逐步上升到人物小说，在矛盾冲突中塑造人物形象。
欧阳山《三家巷》
■第七讲:十七年的散文
魏巍等人的报告文学
杨朔等人的散文。杨朔善于结构文章，成为一种雕琢的模式，从根本上是缺乏真实性的。秦牧则以知识见长。
邓拓等人的杂文。邓拓是北京是副书记，作官的文人。文革开始时对“三家村”批判，就是针对邓拓、吴晗和廖沫沙的批判，其实他们只写了一点社会上鸡毛蒜皮的问题的批判。
■第八讲:十七年的戏剧
★老舍的《茶馆》
老舍可以说是十七年话剧中最优秀的，为配合宣传而作，但是老舍懂得艺术，在顺从政治之余，他做过很大的努力争取，保留下了不少精彩的章节。
★郭沫若、田汉等人的历史剧
郭沫若是善于迎合政治和现实的，这使他的诗歌创作在1949年之后变的象小丑。然而他是通晓时理的，回避现实，从历史剧中求得创新，是他开辟的一条道路，《蔡文姬》为曹操翻案，同时作为大文学家，大文人的郭沫若在思想感情上对蔡文姬是有感情的，这使他的作品有了更深入动人之处。《武则天》则为武则天翻案。
田汉，浪漫主义手法歌颂伟大剧作家关汉卿。
★《千万不要忘记》等现代戏
代表着当时的一般潮流。作家们接受教训，回避生活纷纷进行历史剧的创作时，中宣部、文化部对这一现象是担忧和不满意的。
“写十三年”口号被柯庆施提出，与此同时 ，毛泽东又一次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亿苦思甜”运动在全国广泛开展。
《霓虹灯下的哨兵》、《丰收之后》等现代戏剧涌现。“告戒青年一代继承革命传统，保持革命本色”为主题的。《千万不要忘记》、《霓虹灯下的哨兵》是与毛泽东思想占领社会每一个角落的阶级观念一致的。
取材于民间传说的《刘三姐》，改编自历史剧的《天仙配》、《秦香莲》调和了当时一切戏剧都讲政治的格局。
■第九讲 文革文学
●文革文学和十七年文学
将二者截然分开的文学史观来自于两个文学时段的观念对立，文革文学以江青为代表，而十七年文学以周扬为代表，他们是势不两立的。
江青说十七年文学是一条资产阶级黑线，彻底否定了十七年文艺和周扬等人的实践，而认为样板戏开创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新纪元，无产阶级文艺从《国际歌》到样板戏中间是一片空白。
粉碎“四人帮”之后，十七年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也得以重新占据文坛，清理文革中的文艺队伍，被冠以“帮派文艺”的江青文艺受了批判。
然而，二者实质上是一种继承发展的关系，因此不能割裂的对待文革文学和十七年文学，他们的区别在于，前者将后者中的主导思想高度的强化了，也就是说，文革文学是更符合毛泽东文艺要求的文学。
●文革前期文学
“样板戏”——共八种
1）“样板戏”的基本结构要素 ：
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革命历史故事；
二是经过改造的古老戏曲形式（京剧）、西方古典艺术（交响乐和芭蕾舞）；
三是精细的艺术形式。
“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的特征：
1、为对中心政治任务的宣传服务；
2、两结合的创作理论；
3、利用大众艺术形式；
4、利用“脸谱化”、“程式化”等简单的技巧，直接将政治观念变成美学符号；
5、组织方式上的“三结合” 。
小说的样板——“艳阳天”
文革以林彪事件为标志划分为前后期
★1文革的开始，1956年吴晗《海瑞罢官》遭到批判，当时叫“学术批判”这一运动中，毛泽东亲点的领导小组中包括陆定、彭真等在后来被打倒的人。1966年春，“三家村”遭到批判。1966年5月16日文革正式开始，开始时仅限于各大高校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批判，运动过程中，矛盾分歧慢慢出现，学术权威成为校长们所包庇的对象，于是矛头指向了校长和他们背后的中央领导。邓小平、刘少奇派工作组领导学生的造反运动，实际上则是逮捕了学生领袖，镇压了学生运动。毛泽东回到北京，指责了刘邓的“错误”，并接见了学生领袖和红卫兵。
从1966年8月开始，著名作家相继遭到批判，叛徒、特务、黑帮分子等帽子剥夺了他们写做的权利。作协和中宣部都瘫痪了，全国文学报刊除《解放军文艺》之外都停刊。
★2“文学空白”说的评价，事实上文学还存在，因为《解放军文艺》还存在和若干报纸的文艺副刊还存在。
“红卫兵文学”大量充斥，他们没有刊号，没有统一的机构，但是却统治着一时的文化界。红卫兵创造中以诗歌居多，青春的激情和爱憎分明的背后体现着狂热盲目、个人崇拜和浓郁的火药味的暴力倾向。反文明、反人性倾向和恐怖主义色彩与人类文明的主流的健康价值标准是相悖的。对暴力的歌颂是对生命的不尊重；对革命洪流的追从，忽略了作为个体的自由和独立，更谈不上生命的尊严和权利；对战争的盼望，对英雄的歌唱，极端的显示出一种恐怖的美（法西斯美学）。《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们》
真诚的情感却给历史留下带着毒素的作品，见证着那个时代的狂热和盲目。
●文革后期文学
文革前期没有固定的刊物，作家被关入牛棚改造，“红卫兵文学”兴盛。文革后期政治动乱有所平息，实现了全国一片红，革命委员会实际掌握了全国政权，红卫兵上山下乡。毛泽东“希望有更多的好作品问世”，于是文学出现了一种新的状况。
1一大批曾被打倒或批判的作家从牛棚中走出来，重新开始创作。
2全国各地的文艺报刊纷纷复刊，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刊物。
3大搞群众性创作，国家通过行政力量鼓励群众性的文学创作活动，成立群众创作组（与1958年大跃进民歌运动相似，天津的小靳庄是典型），这一方式，却真的培养了一批新的作家和诗人，他们活跃在文革后期的文坛上。
这一时期代表刊物：《朝霞》、《学术与批判》
然而权利对创作的控制仍是严格的，只要经过党组织盖章批准后，作品才能发表。“约稿”情况占大多数，以配合政治意图。因此，当时作家都学会了两种作品的创作，一种是写给刊物发表的，另外一种是私下写的，给自己看。
★（一）样板戏
样板戏出现于文革前期，但是经过不断修改，到文革后期定型。
钢琴伴唱《红灯记》、《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代表了文革文学的最高成就。
样板戏宏扬革命理想，为政治服务，每一部作品中都有一个高大的英雄形象。阶级斗争、民族战争是主旋律。大力宣传政治思想，塑造英雄人物表现某种革命哲学，却留下了它不可否认的缺陷，就是回避人性和英雄人物性格单一片面化。
“三突出”的创作原则：在所以的人物当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二）浩然及其长篇小说《金光大道》
体现文革小说的精神面貌，从互助组到农业合作化到农民公社，反映出文革时期更为激进的创作意识。
★（三）张永枚和他的诗
张永枚从1957年到文革都很受重视，文革中受江青的亲近和扶持，更是一帆风顺。《西沙之战》反映中越西沙战争，把江青的“把敌人从西沙赶出去”写入诗中。
★（四）影视作品
《春苗》对农村赤脚医生的歌颂，对城市医生的丑化，反文化特点和倾向在这一时期是明显的。
《决裂》再也不能让资产阶级占领我们的学校的思想下，反映教育改革，否定和嘲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
■第十讲 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
●从黄翔到郭路生
★黄翔是从事地下文学创造的第一位诗人，他出身不好，小学辍学，在自己家里看父亲留下的五四时期的书，而且接受了西方文学著作和中国民主时期文学中的思想，这使他和当时的主流意识格格不入，与监狱结下了不结之缘，
文革结束后，他带了一百多张大白纸抄的《火神交响曲》去北京张贴，一个月后，又在天安门城楼上刷下标语“必须对毛泽东重新评价”，后来又希望美国总统插手中国人权问题。
★郭路生（食指），优秀的诗人是敏感的，但是过分的敏感会造成现实生活中的艰难，文革年代，郭路生是很早的觉醒者，于是他很孤独，《相信未来》的叛逆味并不重，以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为主。《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是文革时期知青诗歌的起点（是北京第一列上山下乡的火车的开车时间）。
北岛、芒克、多多都深受食指的影响。
●知青之歌与白洋淀诗群
★从郭路生的《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开始，下乡的知青开始了他们并不一定自觉的与主流意识相悖的诗歌创作。同时，知青在农村的生活单调无味，思想的苦闷无聊使他们开始了传书，甚至开始协作和相互传抄。舒婷就是在没有意识到自己会写诗的情况下声名远播的。
顾城在文革时期随顾工到山东农村下乡，跟父亲一起放猪，但是心中还怀着一些梦想，于是就写诗，最后还发表了。
然而知青创作并不是都有着顾城和舒婷这样的经历。他们的诗歌作品离主流意识并不远，但是也不主动的迎合主流意识，他们不再歌颂上山下乡的喜悦，他们写对亲人的思念、对情人的依恋、对寂寞和无聊的插队生活的排遣。但是后来出了“任毅事件”，知青们有了保密的意识，地下文学因之而得名和产生。
★白洋淀诗群：河北白洋淀知青点，离北京近，而且聚集了大批官员子弟，最前沿的西方著作被中央统一引进，共副省、部级以上领导参考，白洋淀诗人则利用了这些优势。芒克、多多、根子等一批白洋淀诗人的出现为文革结束后中国诗歌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它文学
★手抄本小说
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坛产生了大量的手抄本小说。这些小说在流传的过程中，可能被经手的知青们逐一更改，弄清这些变化过程，对于研究者们对文革时期文学发展的探索，是很有益的。手抄本小说有以下几种：
a有一类手抄文学与当时的地上文学距离并不远，只是与文革特定时期的政治相冲突，粉碎“四人帮”后，很快得以出版。这些作品主要是歌颂周恩来和歌颂知识分子，如张扬的《第二次握手》
b其他的大量在政治上有问题的作品，在质量上并不好。
★另一类作品离政治较远，只关心青年人的命运、生活状态，后来证明意义较大。毕汝协《九级浪》写女青年堕落的过程，男女情爱和性爱。赵振开的《波动》写时代中的政治中的爱情，精神状态、信仰危机以及对当时流行的哲学产生深深的怀疑。靳凡《公开的情书》据说是根据作者与朋友的真实通信而作，情书中谈情说爱的部分很少，更多的主题是理想、革命、精神……
通俗小说包括侦探、武侠……
★关于性的文学《少女的心》，写少女与其表哥的三次由浅入深的性接触，从笔触和自然主义的写作方式，可以想到，作者并非为文学创作而创作，而是很可能是一个有这样经历的少女的内心感情的真实抒发。
■ 第十一讲 时代的转折和文学的复兴
转折时期的文学有一条基本的线索：即从批判文革（伤痕文学）到反思文革（反思文学），既而从政治、经济层面描写改革（改革文学），后来回归到文化层面来反省整个民族的性格和处境（知青小说和寻根文学），最后，在完成崇高性的追求后，开始放低姿态，来表现普通人的生活（新写实小说）。随着文学交流的拓展，文学规范的放松，新的写作手法开始闪亮登场（先锋文学和现实主义冲击波）。表现在文学上的线索是流派纷呈，相互绽放。其清晰的线索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知青小说——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现实主义冲击波
文学史家一般把1976——1992时期的文学成为新启蒙时期的文学
一、新启蒙文学思潮的兴起
新时期”的文学不是从天而降，它有它的社会历史和民众基础的内在连续性。
文化大革命后期的“异端文学”
“异端文学”在形式、内容、作品中的情感方式上，与当时的文艺相比，都是独树一帜的。这些作品经常涉及当时的文学禁区——个人情感和情调、爱情或者性爱问题、意识形态上的怀疑主义等。 “异端文学”的传播者与创作者在小圈子里用文艺形式（也就是用精英话语模式）隐秘地表现异端思想的方式，实际上是社会思潮潜流的一个特殊宣泄渠道。表明民众自身的思想方式和情感方式并没有泯灭，也不可能泯灭，而是潜藏到了历史地层的深处
●一、文革结束之后文坛的转机
粉碎“四人帮”时，一批诗人和作家为此而欢呼，如贺敬之的《中国的十月》、袁水拍的散文《十月的长安街》。然而到1978年底，人们还不能彻底否定文革，所以从1977—1978年文坛上的作品依然是“文革文学”。思考“四人帮”的罪恶时，首先想到的是“不听毛主席的话”，进而是破坏老干部，沿袭着文革时期的观念，使某部戏剧中出现这样一句台词“他竟然连主席都敢批判？”至于之后的“人”、“人性”、“人的权利”的思索都不是这一时期文学关注的到的。
★*歌颂党和国家领袖的主题，如李瑛《一月的哀思》，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都是歌颂周恩来的作品，这与文革时期红卫兵歌颂毛主席的诗歌是一脉相承的，文学在缓慢中推向前进。
★*建设四个现代化主题。华国锋提出“大干快上，建设四化”的口号，国门打开一条缝，知识分子看到外部世界的情况，意识到自身的缺陷。
★*一种低沉的和深沉的甚至痛苦的思考，取代了1977年时欢呼文革结束的狂喜。我们在危险的十字路口徘徊，光明还是黑暗都无法确定。
★*小说创作界在沉思的阶段出现了新的苗头。刘心武短篇小说《班主任》划开了文革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界限，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刘心武突出了班主任张俊石老师，是在“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的政策影响下进行的。
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透露出对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要求放松了一些，只要他们爱国就可以了。
★80年代作家的构成——五世同堂，盛况空前
●二、从伤痕文学到改革文学
★①卢新华《伤痕》1978年9月发表时被批评为公开反对毛主席、反党、反革命。但却获得了1978年的短篇小说奖。这篇小说奠定了伤痕文学的基本形式，1979年~1981年是伤痕文学的时代。
“伤痕文学”延续了20年代“问题小说”的思路，提出了一些尖锐的社会问题，其目的并不在小说形式的创新上，而是为“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呐喊。随着形势的发展，“伤痕文学”很快变成了对“前27年”历史给整整一代人造成的“伤痕”和“社会悲剧”的揭露，并试图从更深层的角度思考悲剧产生的社会文化根源。“伤痕文学”首先是将“问题意识”作为创作冲动的基本点，与当时的社会和政治思潮基本吻合，其社会意义大于文学意义。
郑义《枫》（短篇）、冯骥才《啊》（中篇）、周克芹《徐茂和他的女儿们》、莫应丰《将军吟》、李发模《呼声》（叙事诗）。
②伤痕文学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但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作品还缺乏深度，作家“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知识结构不健全。唯一的优势是有亲身经历。所以他们痛心疾首却无力去深层思考，加之此时中央尚没有从政治上否定文革。
★ ①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作家们开始追寻文革中灾难的根源，从而对十七年历史进行了回顾，被称为“反思”。鲁彦周《天云山传奇》，在中央尚没有给右派分子平反的情况下，在作品中给右派平反；张弦《记忆》反映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高晓生《李大顺大造屋》、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古华《芙蓉镇》、李国文《冬天里的春天》、杨牧《站起来大伯》。
②反思作家让人们看到社会怎么样了，他们那一代作家社会责任感比较强，关心政治，反思文学比伤痕文学要深沉，有历史重量和作家思想力量，而不是单纯的伤感。在反思文学蓬勃发展之际，又出现了改革文学。
★①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处的作家是勇敢的，冒着政治上的极大风险而揭示现实社会中的缺欠，刘宾雁《人妖之间》（报告文学，写干部腐败问题）、叶文福《将军，不能这样做》（诗歌，发表后大受好评，在中国新诗史上很有地位）。《假如我是真的》（又名《骗子》，剧本）。
②由于现社会中的诸多问题和当时社会下层已经开始进行改革，文学作品的改革倾向越大了。但在改革问题上，作家走的很慢，很谨慎，大概是由于对新的经济形式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的迷惑。
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被认为改革文学潮头作，但并未反映多少改革内容。这里的乔厂长不过是恢复生产。真正的改革文学是对农村承包责任制的反映的作品。何士光《乡场上》《种苞谷的老人》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文学。
蒋子龙《燕赵悲歌》，大赵庄，武耕新
③此后，改革文学出现两种趋势。
a）一是以贾平凹为代表的回避生活中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进入道德领域和人的心灵深处来反映时代。代表作品有《小月前本》《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也有人写人们内心对新东西的抵触，主要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作家，他们用传统的道德观念来看待改革。如《鲁班的子孙》写了父子两代木匠，儿子认活不认人，干活就收钱，被村民所指责。作家们虚构了许多不择手段赚钱，有钱就变坏的人物形象，表现社会的物欲横流。
b）另一种倾向是张炜为代表，站在改革的主要矛盾的层面上，用怀疑的主要的目光看改革。所以曾被误认为反改革。其实他们的本意是支持改革，但不允许改革改象他们所写的哪样改，不允许改革改到他们所写的那个样子。张炜《秋天的思考》（写竞争起点不平等的问题）、《秋天的愤怒》，矫健《老人仓》（地方干部用改革发黑财），晓剑《被切割成两半的太阳正在升起》（一女子为权力和金钱出卖自己的灵魂）。
此外还有一些反映城市改革的作品。张洁《沉痛的翅膀》、李国文《花园街五号》（有意识流的痕迹）。
●三、寻根文学运动
★寻根运动的发生
寻根运动是1984年底出现的，1985年形成高潮的，代表人物有韩少功、阿城、郑义、郑万隆、李杭育。
杭州会议讨论文学的发展问题，会后作家都发表理论文章，而且都举起了“寻根”的旗帜。
韩少功《理理我们的根》认为文学应该有根，跟深才能叶茂，文学的根应该植于大众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已经出现了问题，在文革中已经被扫荡，主流文化已经腐朽，而民间文化仍然是鲜活的，因此，应该从民间文化中寻找有价值的东西。
郑义《跨越文化断裂带》寻访文化大革命以来对山西文化的破坏的历史。
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感叹我们民族文化的衰败。
李杭育《文化的尴尬》“我们说我们是中国人，但我们的文化中还包含着多少中国人的特点呢？”
这些作家从为文学寻根开始，进而为文化寻根。在人为组织和理论倡导之下，作家怀着明确的寻根意识，以理论和文★学创作轰轰烈烈的开展了这场寻根运动。该运动更深一层的背景有：
1、当时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使一些作家产生了强烈的文化忧患意识。
80年代初中国掀起的文化热与新儒学有关，国内的新儒学与国外的新儒学有关，国外的杜维明等人的文章进入大陆，国内的梁漱名等人有崛起。他们认为文革破坏了传统文化，使社会道德败坏，重建文化秩序就要回归儒家传统。
2、现代化的紧迫感
迫切希望实现现代化的理想受到了现实的阻力，情绪受挫的情况下回顾历史成为必然。
3、来自国外的影响，马尔克思的《百年孤独》就是拉美寻根文学的代表，给了中国作家很多启示。
寻根文学的主要表现
★寻根文学实质是一种文化发掘，宏扬民族文化。
阿城《棋王》、《树王》、《孩子王》宣扬道家的超然物外、无为而无不为、天人和一。
郑义《远村》《老井》写边远困苦地区的人与人的和谐，及中国传统仁人志士的情怀。
韩少功《爸爸爸》用一个傻子影射了亦神亦怪而生命力旺盛的中国人性格。
郑万隆《生命的图瞻》属于异乡见闻，他的根寻向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在走向民间的同时走向了半原始的生活状态，以对半原始的愚昧的生活的赞叹，追求痛快淋漓。
莫言“红高粱”系列，为了赞美野性，颠覆了传统的道德体系，美化了爷爷奶奶在高粱地里的野合，认为他们那一代是完整的，而往后一代不如一代。反映了作家在诸多压力之下活的不象个人。
张曼菱不太极端，多写新疆的比较开放的爱情生活。
★寻根运动的影响
1、正面影响，超越了政治视角，给文学带来了更多的文化内涵，引起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反思。
2、负面影响。
1）宏扬道家的人生哲学，用来批评我们的正统文化，并对道家寄予厚望用传统的一反面来批评传统的另外一方面，行不通。
2）给民间文化高度评价，用民间文化救治主流文化，却没有看到民间文化包含着许多历史留下的垃圾，还受主流文化的影响并滞后与主流文化。
3）回头是岸，主张社会倒退，反文化。
4）理想化的超越，认为高度现代化之后，还要回归东方文明，不妨直接达到天人和一。
●四、现代派及其流变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为中国新一代作家提供了全新的、但也非常复杂的知识背景和感觉方式。在文学实践的嫁接过程中，常常出现“歪打正着”的情形。比如，资本主义现实背景下，西方现代派文学中“孤独”、“异化”、“焦虑”的人物形象和主题，以及“非理性思潮”等等，在中国独特的社会现实中提供了与之在西方社会中不同的意义和价值。
较早的评价性文章是朱虹在1978年发表的《荒诞派戏剧述评》； 1981年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是较早从写作技巧角度介绍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著作，引起了文学界的广泛关注；徐迟1982年发表《现代派与现代化》的文章，将关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争论推向了高潮。
★现代派的序幕
王蒙《布礼》、《春之声》、《风筝飘带》。在《布礼》（70年代末）中，王蒙已经开始打乱时空的秩序，尝试新的写作技巧。
★现代派真正的创始者是高行键。文革结束后就开始模仿西方现代技术，但是发表了许多小说没有被重视，转而普及现代小说的相关知识。
★中国许多作家有意地模仿西方的现代派技术，而屏弃起思想内容，拒绝荒诞。个别现象有，葚容《减去十八岁》用荒诞的框架讲述生活中真实的故事，莫应丰《驼背的竹乡》有一些荒诞的故事。
★刘索拉、徐星等人的小说
二人都出现于1985年，1985年是中国文学新潮的开始，被称为“85新潮”，各种流派和年轻作家纷纷出现，中国文学在各个方面进入真正的百花齐放，种种探索并发。
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蓝天绿海》、《寻找歌王》。刘索拉是音乐系的，文学功底不深。他把对周围人的片片段段的描述集结起来，就构成了时空顺序错乱的的意识流的现代小说。80年代的青年受存在主义的影响，强调自我和个性，反传统，但来自学校和社会的限制和压力使这些激进的青年彷徨。
★莫言、残雪的小说
①莫言发育比较晚，上小学时还不太会说话。
成名作品是《透明的红萝卜》（黑孩儿，别人怎么欺负都不说话，也许是作者的化身）用独到的视角写别人看不到的事，夸大别人认为不足道的事，按照自己的感觉来主观化客观世界，被称为“感觉化”。莫言经常津津有味的写一些很丑的东西，美化尸体、粪便和野狗等，被人称为审丑。他以极不恭敬的态度写自己的先人，不回避人性的丑《红蝗》《十三步》揭示人性的冷漠。
②残雪，高中文化，做过服装商贩。《山上的小屋》《苍老的浮云》《黄泥街》《突围表演》。在残雪的眼中，世界上没有光明的东西，世界和人性都是阴暗丑恶的。
★王朔与王朔现象。
王朔最早的代表作是“顽主”系列，《顽主》、《一点正经没有》、《玩的就是心跳》写那些都市中吃饱了没是干，无所事事的年轻人的形象。他们没有目标没有理想，他们玩世不恭，采取快乐生活的态度来对待人生，对社会对自己不负责任。他们有个性，愤世嫉俗，有反抗精神，但这种反叛不是健康积极的。
王朔这一时期的作品具有假定性，在生活中不一定有原形。他的作品雅俗共赏，受到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生的喜爱。这来自于态度作品中的调侃、对神圣不可侵犯的事物的消解还有他反映了一代青年因为找不到出路而产生的苦恼。《玩主》涉及到了人的精神状态
进入九十年代，王朔适应了新的政治形式改变了创作思路，写了《渴望》。他不再挑战权威，转而嘲弄知识分子。
★朱学勤（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为王朔的痞子文学找到了根，就是（部队）大院文化，他们的父辈就曾经是痞子，他们这一代想做痞子，但社会不允许，所以只好做文学的痞子。
从马原到余华、苏童
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现实一种》《世事如烟》《难逃劫数》。内容上写血腥暴力，
■ 第十二讲:女作家和女性文学（仔细看书）
宗璞《红豆》
甚容《人到中年》
张洁《沉重的翅膀》、《无字》
王安忆——“雯雯系列小说”《小鲍庄》 《长恨歌》
铁凝《哦，香雪》、《玫瑰门〉》
迟子建
第二代女作家——“私人写作”兴起
女性小说：向私人经验的退却
“新生代”小说家创作中的“个人化”倾向最有代表性的是一批女性作家，比如林白、陈染和、海男等。这一类写作抛弃了国家主义、启蒙主义的宏大话题，关注私人经验的表达，关注个人情感的遭遇，关注女性的命运，乃至个人的梦幻和梦想。她们的小说情感上的细腻、形式的精细，都为当代中国小说叙事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还有一批比上述女性作家更年轻的，比如魏薇、戴来、赵波、金仁顺、周洁茹等。她们的写作无疑也带有“私人化”的痕迹。但她们写作时所面对的时代，已经进入一个商品市场越来越成熟的时代。因此，她们创作中的“个人化”受到了来自大众市场的更大压力，因此难免带有一定的“消费符号”色彩。
林白——一个人的战争
陈染——与往事干杯、 私人生活
徐小斌 ——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
徐坤——先锋
